三个月对比人的一生，或许只是惊鸿一瞥。然而对于21岁的王琳来说，赴德疗伤的三个月，已成为她生命中永恒不灭的瞬间。本文将王琳赴德疗伤的身心历程做个翔实的记录，或许我们可以从王琳这个小姑娘身上，管窥金牌背后的艰辛与代价，丰富对运动生命的伟大和不凡的认知。

　　得知必须手术，王琳脑中瞬间空白。前途未卜，让她担惊受怕。

　　王琳至今仍无法形容韧带断裂究竟是怎样一种痛楚：“找不到具体哪一点，只觉得左腿内侧一大片剧痛难忍，而且是持续地疼。”

　　回忆2010年9月15日受伤的一幕，王琳思绪万千。从小一直顺风顺水的她做梦也没有想到，自己会在职业生涯最要紧的当口被伤病眷顾。“因为从来没有断过韧带，所以尽管当时听到啪一声响，但只是以为哪里别住了。”就这样，没有过多考虑的王琳在进行简单的包扎后重返赛场。然而，已经断掉的韧带怎能再度承受剧烈运动。几拍之后，王琳觉得整条左腿软得像泄了气的皮球，“站都站不住。”

　　退赛，在所难免。

　　9月16日，王琳见到了北医三院的田大夫。多年的临床经验让他看过片子后马上下了结论：“前交叉韧带断了。”尽管大夫语调平和，但王琳仍感觉晴天霹雳。“你后面有什么比赛任务？”田大夫问，她怯生生答道：“亚运会。”“哦，那肯定没戏了。明年有什么任务？”田大夫又问。王琳心头一沉，说话也没了底气：“奥运积分赛。”“你这个伤必须得手术啊。起码要半年才能恢复。”田大夫的话犹如雪上加霜，王琳脑中瞬间空白，呆若木鸡地坐在那儿，半晌回不过神。

　　队里的医生将王琳的伤情汇报给远在常州的总教练李永波，他立即给王琳打去电话，好一通安慰。之后，他便着手联系专家，听取各方意见，确定治疗方案。尽管国内相关手术已经非常成熟，但是考虑到国外在康复训练环节上领先甚多，李永波最终决定送王琳出国治疗。

　　这个消息让王琳再度身陷惶恐与不安中：到底去哪里？要去多久？是不是我一个人去？如果真是的话，我该怎么办？“这几天的心情真的好纠结，想到一些事情眼泪就忍不住流下来。我怎么变得这么脆弱了呢？”暂时失去行走能力又觉得前途未卜的王琳在微博上流露悲伤，原本坚强的她一夜间如被风吹弯的小草，没了生气。

　　终于，煎熬中的王琳等来了准信儿：目的地锁定在德国，期限3个月，队里安排刘队医陪王琳同去，并且前方有熟人接待，王琳心里的一块石头总算落了地。临行前，王琳的父母赶到北京给女儿送行。亲人团聚，并没有电视剧中“抱作一团，涕泪横流”的世俗情节，相视而笑，再说上几句安慰的话语，如此简单罢了。其实，父母掩藏伤感，是为了让女儿专心手术治疗；王琳掩藏伤感，是为了让爸妈不要担心。

　　时间如生命。启程，定在了2010年9月22日。此时距离王琳受伤已有一周。

　　安检口宛若楚河边界，跨过去，是迷茫的未来。其实不想走，其实我想留。

　　9月21日晚，一阵急促的电话铃打乱了刘队医的思绪，正在收拾行李的她赶紧放下手中的衣物，来不及看看来电显示便按下了通话钮。“喂，刘医，我是王琳。我知道您刚从常州回来，马上又要跟我去德国3个月，真是对不起。”电话那头，一个熟悉的声音里夹杂着歉意与低落。刘医楞了半秒钟，连忙安慰道：“傻姑娘，没什么对不起的，我陪你好好养伤，很快就会康复的。”在刘医心里，王琳一直是个懂事的女孩。她默默许愿，要尽自己最大的努力，不让小姑娘流眼泪。

　　整理行囊对于王琳而言同样有些仓促，一切本着“轻装上阵”的原则进行。两把球拍、四五套简单的训练服，再加上电脑、游戏机、DVD以及技术录像和妈妈买来的一些记不住名字的影碟——王琳带去德国的私人物品并不多，大半个行李箱则被泡面等食品占据了。“不知道刚去那边能不能吃得习惯，还是带上吧。”妈妈边念叨着，边努力把最后一盒泡面塞进箱子的空当里。望着她忙碌的身影，坐在轮椅上的王琳又开始纠结，不想出国的念头挥之不去。母亲自然知道女儿有心事，便开导她说：“我会尽快办好签证去看你的。”这句话，让王琳有了盼头。

　　由于父母乘坐9月22日下午1点的飞机返回杭州，早于王琳赴德的航班。与其说是爸妈送女儿，倒不如说是王琳目送父母离开。短暂的相聚在弹指一挥间便宣告结束，王琳的情绪有些低落。“不早了，咱们也该办登机手续了。”说着，刘医便推她朝安检口走去。“刘医，我们还是回去吧，不要去德国啦。”此刻的王琳突然孩子气地撒起娇来。尽管她内心清楚，掉头回家的可能性为零，但迷茫的未来总让她无所适从。

　　你见，或者不见，安检口都在那里，宛若楚河边界。跨过去，一切皆不可测。虽然队里已经把所有的事情都安排妥当，可想到自己要在人生地疏、语言不通的国度待上漫长的3个月，这期间将会是怎样一个模式，周边环境如何，王琳的心里直打鼓。

　　坐进首都机场T3航站楼的一家餐馆里，王琳和刘医守着眼前热气腾腾的面条各想心事：王琳继续着对未来的恐惧；刘医则盘算这几个月该怎么让小姑娘快乐起来。终于，刘医生率先打破沉默：“快吃，一会儿凉了就不好吃了。别难过，既来之则安之吧。”王琳点点头，有一搭无一搭地往嘴里塞面条：要做到刘医说的那种心无旁骛，实在太困难。

　　13点30分，巨大的涡轮发动机旋转生风，将铁皮鸟推向遥远的慕尼黑。再见了北京，3个月后见。王琳默念于心。

　　由于王琳行动不便，总教练李永波特意给她订了公务舱的机票。在十个多小时的行程中，躺在轮椅上的王琳难以入眠。看会儿电视，看会儿碟，要么就是跟刘医聊聊天。好容易困到极致，睡不了多久，又会像被人推了一把似的，猛然清醒过来，发现自己还在去往德国的飞机上，旋即睡意全无。就这样，王琳在痛苦的半梦半醒间熬到了慕尼黑。

　　躺在手术台上，王琳沉入梦乡。这是她赴德前后几天里睡得最踏实的一觉。

　　当地时间17点15分，来自北京的CA961次航班正点到达慕尼黑T2机场。此刻，一位华人已在出口处等待多时。他就是李宁公司驻欧洲的总代理，国家羽毛球队的老朋友李昂。之前，王琳和刘医并不知道此次德国之行将由李昂全权负责，因而，当王琳隔着很远的距离就认出李昂的一刹那，由惊至喜，而后顿觉心里踏实不少。“本来担心是不认识的人来接我，总归还是别扭，但我看见是李昂，就彻底放心了。”先前缠绕着王琳的忧愁一扫而光，搭上老朋友的“顺风车”，他们朝医院所在地奥格斯堡进发。

　　这座小城距离慕尼黑80多公里，驱车前往，需要一个小时左右的时间。他乡遇故知，大家伙一路上说说笑笑，很快便到达了目的地。在酒店办理好入住手续，放下行李后，李昂又带着她们来到附近一家越南菜馆。按照时差推算，此时已经是北京时间9月23日了，恰逢中秋佳节。“独在异乡为异客，每逢佳节倍思亲。”不仅王琳和刘医很开心，常驻德国的李昂也分外感慨。

　　在德国度过的第一个夜晚，王琳重蹈飞机上辗转难眠的覆辙。想起第二天便要住院，她愈加睡不着。一开始，刘医还强打精神陪她说话，渐渐地，幽暗的房间里传来轻微的鼻息声。王琳明白，刘医一定很累，而这漫漫长夜，只能自己独守。此刻的她开始盼望早点接受手术，“断掉的韧带已经分开了，拖得时间越长，分得越大，错过最佳治疗期就惨了。早做早康复。”她在心里给自己打气。

　　翌日上午9点，王琳带着行李箱，搬进了“Hessingpark_Clinic”医院(中文译名黑辛公园诊所)。刘医也跟着入住位于三楼的病房。(实际上是四楼，德国称一层为零)。“你住院，我也住院。”刘医开起玩笑。

　　很快，王琳见到了她的主治医师、院长Ulrich Boenisch，一位50岁上下，头发花白，笑容可掬的先生。他告诉王琳，“你是第一个来这里治疗的亚洲人，我们非常荣幸，会尽力帮你恢复到最好。”初次见面，王琳便喜欢上这位有亲和力的医生，原本害怕手术的她放松了一些。

　　进行完常规检查，Boenisch医生告诉她手术定在9月24日，并用模型为她演示了整个过程：你膝盖这里的前交叉韧带断了，我们要从你的大腿内侧取一条韧带接到这里，然后在骨头上钻两个洞，用钉子把它钉上。截取过的这条韧带会继续接上，开始你会觉得比较紧，慢慢就好了，影响不大。听了如此详实的解析，王琳仍没有将一颗悬着的心放下来。“现在你有什么问题吗？” Boenisch医生问道。“我……”她不好意思地说，“我就一个问题，麻药从哪里打？”原来，根据王琳此前掌握的“情报”，类似手术可能要从腰上注射麻醉药，而且会非常疼。医生听后笑了笑：“你想看吗？”“不想！不想！”王琳用力摇头。“具体从哪里打，你们还是要问麻醉师。”

　　Boenisch医生并非卖关子，德国人素来做事严谨，王琳也只好提心吊胆地去见麻醉师。他给出的建议是：全身麻醉，在手背上进行静脉注射。终于知道从哪里打针的王琳总算吃了定心丸。

　　9月24日清晨5点，王琳被护士叫醒，洗完澡换好手术服后，刘医将她推到二楼手术室门口。“这里条件这么好，一会儿就做完了，你别害怕，我等你。”刘医轻声嘱咐。年轻貌美的护士朝刘医笑笑，将王琳接手。进到手术室隔壁的小房间，王琳需要先挂水，此刻的她被房间里星罗密布的电视和电脑吸引。没一会儿，麻醉师便来为她打针。尽管之前王琳听医生说过，注射麻醉药后10秒内就会没有知觉，实际上，她感到药水还没推完，自己眼前就一片模糊，电视电脑的屏幕也逐渐虚化成无数彩色的光斑。等她醒过来的时候，已经躺在观察室里了。

　　对于王琳而言，手术这段时间，是她赴德前后几天里睡得最踏实的一觉。但对于等候的刘医来说，这120多分钟旷日持久。坐在病房里，刘医觉得心慌气短，焦虑得不行。临近两个小时，她便到楼下的手术室前继续等。不知又过了多久，护士终于将王琳推了出来。她那苍白里泛着菜色的面庞着实吓坏了刘医。“只是膝盖开一刀就这么憔悴，真可怜。”刘医很心疼，盼着她早点好起来。

　　苏醒后的王琳极度虚弱，刚刚做完手术的左膝已经开始恢复痛感，护士为她打了止痛棒，并教给她：“如果疼，就自己按一下。”止痛药是纯植物的，不会产生副作用，这让王琳很踏实。她还要在观察室里待上两小时。原本寻思着可以听音乐打发时间，但真当护士走过来询问需不需帮她打开mp3时，王琳气若游丝地回答：“No”。这会儿，她累得只想睡觉。

　　回到病房，王琳给爸爸打了个电话，虚弱让她的声音小得像只蚊子，父亲根本听不清，急得连连追问：“什么？你说什么？”王琳只能解释：“我刚做完手术，没力气讲话。”尽管如此，王琳仍觉得这个手术没让自己遭太大罪。比起小时候不到10岁时做过的胃镜检查，简直可以算舒服了。

　　手术后的第二天，王琳居然可以自己洗澡了。速度之快，超乎想象，这也让她对即将开始的康复训练有了底气。按照医院的规定，术后三天就可以出院，但王琳和刘医多住了两天。一来是为了再观察一下；二来，赴德治疗期间恰好赶上慕尼黑啤酒节，奥格斯堡也受到“牵连”，很难找到可以短期租住的公寓。无奈之下，两人只好再度住进酒店，一待就是三周。

　　出院后的王琳开始按照院方提供的计划进行康复训练。三位按摩师、三位康复师轮流上阵，他们的友好和幽默时常让王琳忘记训练的单调。其实，手术后的两三天，王琳和刘医就曾跑到位于医院一楼的康复训练室“考察”过。看到一些在国内没有练过的新鲜动作，王琳有点小兴奋，期待自己可以早点实践一下。

　　康复训练最初十几天的内容是功能恢复和淋巴按摩。主要是为了促进淋巴回流，并配有一些抗栓塞的药物。这些药品需要通过皮下注射才能被人体吸收，每晚打一针，一共15针。别看药量不大，打针时伴随的疼痛比整个手术中任何一个环节带给王琳的痛楚都要刻骨铭心。

　　9月29日，王琳开始学习用双拐走路。护士教一遍，王琳做一遍：先出双拐、用手撑住，然后再出右脚。如果姿势不正确，护士就会耐心地纠正。王琳起初不敢走，护士总微笑着鼓励她，尝试了几遍之后，终于突破心理大关。除此之外，如何上下楼，如何上厕所、如何穿衣服、如何换袜子都是护士手把手教会了王琳。“原来这些我都能自己做！”王琳既惊异又开心。

　　10月9日，医生替王琳拆了线。左膝盖附近留下了两块暗褐色的疤痕。本来就不爱穿裙子的王琳并不担心影响美观。只是看着萎缩的肌肉，再也不嚷嚷要减肥了。她第一次感到腿细了是这么可怕，她甚至盼望一觉醒来，腿可以变得和以前一样粗。

　　术后第十七天，训练内容变成了腰腹、上肢以及没有受伤的右腿；第二十一天，左腿也开始接受最简单的训练。这期间，王琳重复着从酒店到医院两点一线式的生活。每天上下午各做两个小时训练。在这4个小时中，她会按照本子上的规定动作练习3小时，另外一小时，则由康复师带领她“玩”些新花样，因此，并不会觉得过于枯燥。也是在同一天，王琳由双拐换成单拐。当她尝试将左脚慢慢着地走路时，心里一阵害怕，不敢用力。壮着胆子踩下去之后，受伤的腿止不住打晃，“就像残疾人一样”。想起康复师说3个月后的目标是在跑步机上慢跑，王琳觉得“那是不可能的事”。

　　没料到，才用单拐走了几天，就在术后的第二十四日，王琳便扔掉拐杖，开始独立行走。这个过程同样经历了思想斗争。她的腿总也不敢伸直，一步一步如履薄冰。“琳，你的弯曲度和伸直度已经完全没有问题，大胆走，否则做不标准以后有可能斜着走了。”康复师一遍遍鼓励她。虽然依旧是步履蹒跚，但王琳意识到，3个月期满时，或许真会有奇迹发生。

　　尽管所有的康复训练都是在无疼痛基础上进行的，但伤口无恙并不代表肌肉不会酸痛。特别是在床上躺了三四个星期，忽然开始训练，身体反应很大，王琳说：“第一天练完腰腹和上肢，我连床都起不来了。”幸好医院有一种热泥，敷在背部可以缓解酸痛。

　　身体的伤病日趋缓解，但心灵上的孤单与失落总在不经意间刺痛王琳。特别是阴天的时候，生活仿佛也失去了阳光。迷茫中，许多人向她伸出温暖的手，帮她摆脱生命中的苍凉。

　　初到德国，王琳处处小心，常会因为别人的一句无心快语而陷入悲伤。有时候通过新闻了解到中国羽毛球队又打了哪些比赛，哪些队友拿了冠军，王琳更觉得心里火烧火燎。虽然手术成功，但自己日后能恢复到什么程度？能力、水平是否可以和受伤前持平？这些疑问没人能作答。那段日子，王琳总是对着刘医掉眼泪。这些泪水，比她在北京生活6年加起来流的还要多。

　　在刘医心中，那个曾经坚强乐观的王琳也渐渐模糊。她记得，有一次王琳胃不舒服，若是放在平常，吃点药睡一觉就好了。哪知当天，小姑娘竟然泪流不止。刘医实在忍不住，便开始给她讲故事。末了，她对王琳说：“咱们在异国他乡，有什么事，你一定要跟我说。你这样的心情，对伤病恢复没好处。”说着说着，刘医也哭了，“你才20岁，恢复得快。不要因为一棵树影响了整片森林。”王琳听罢，便将内心不快一股脑倾诉出来。说完，她的心轻松了许多。

　　从那之后，刘医时时观察王琳的表情。她担心闲暇时间过多，王琳还会胡思乱想，便经常在休息日推着她到处走走，或去超市买东西，或到驻地附近的街心公园晒太阳。每个星期天是德国的家庭日，公园里到处有家长带着孩子肆意嬉闹玩耍。看着天真无邪的小朋友，王琳逐渐明白，这才是生活，虽有不顺，但终归美好。于是，她也努力给自己找事做，填补空白时光。在德国养伤期间，王琳绣完了一辆黄色的兰博基尼。“亏得清静，要是在北京，绣两下就不知扔到哪去了。”

　　为了给王琳改善伙食，刘医还特意带了一支小锅做点中餐。晚饭变得丰盛起来，两菜一汤逐渐取代了面包圈、三明治。王琳甚至觉得自己吃胖了。

　　李昂也是王琳最要感谢的“恩人”之一。他本身不住在奥格斯堡，而是在莱茵河畔的杜塞尔多夫。驱车横跨两座城市，需要七八个小时。为了王琳能够更好地手术康复，李昂推掉了很多应酬，一直忙前跑后：填表、预约、办手续、订酒店……事无巨细，有条不紊。

　　对于王琳在德国度过了怎样一段岁月，李昂更是了若指掌。因此，当王琳返回北京，两人在李宁公司为国羽举办的年会上相遇时，王琳端着酒杯向他致敬，止不住泪如雨下。纵有千言万语，一时难以开口，“我这辈子也不会忘记李昂在最危难的时刻对我的帮助，真的非常感谢他。”

　　疗伤期间，Hessingpark_Clinic的医务人员给王琳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们不但亲切友好，而且穿着打扮也很有个性。相处，变得简单有趣。

　　手术后一两周，王琳手痒难耐，非常想打球。她和翻译商量，可否在中国留学生网站上发布信息，免费教球，只要负责来回接送即可。她同时也把这个想法和医师进行了交流，不想对方马上说：“我们陪你打！”第二天一早，这位医生跑来告诉王琳，时间地点人员都已安排妥当，所有为她提供康复训练的医生包括主治医师都会参加。王琳喜出望外，更让她没想到的是，医生们不但热爱运动，而且每个人都有羽毛球拍，打得也很不错。活动结束，他们还请王琳吃了晚饭。

　　一个月后，王琳又犯了羽毛球“瘾”。由于害怕耽误医生们的正常休息，一直羞于启齿。哪知没过几日的训练课，王琳的翻译便被一位医生偷偷叫走，两人嘀咕了好一阵。王琳远远望见翻译脸上一阵惊一阵喜，愈发想知道谈话内容。“人家说还想和你打一次羽毛球，不知道会不会影响你平时的生活。”翻译眉开眼笑地走过来说。“没问题啊！”王琳想都没想，便满口答应。

　　除了教医生打球，王琳和刘医还成了“中文普及大使”。住院没多久，几乎所有的医生和护士都会说“你好！”“再见！”等简单的词汇，甚至还有人学会用中文夸奖她俩是开心果。

　　王琳的按摩医师曾在闲聊中询问她想不想看足球，倍感无聊的王琳虽然平时对足球不感冒，但架不住“忽悠”，便跟着按摩师前往现场观战。已是初冬的德国异常寒冷，坐在看台上冻得手脚冰凉的王琳忽然眼前一亮——那不是邵佳一吗！此时，跟王琳一起做康复治疗的德国病友指着场地朝她喊道：“琳……邵……”王琳赶忙点头，兴奋不已。

　　在Hessingpark_Clinic进行康复治疗的德国球员很多，其中，前国脚奥东科尔对王琳的触动最深。他对王琳说，自己一直受膝伤困扰，5年做过5次手术，半年踢球半年康复，现在他还在努力做康复，只为实现梦想，这就是人生。倍受鼓舞的王琳教他如何用中文写名字。

　　有些时候，王琳会选择在周末参加一个叫做“下午茶”的华人组织活动。她是在很偶然的机会与该组织相识：某天，王琳收到一封名称为“慕尼黑”的邮件。因为身处特殊环境，她立即点开了邮件。信的内容是介绍“下午茶”的相关情况，并邀请王琳参加活动。她很快将自己在德国的手机号告知对方。一来二去，王琳参加了“下午茶”组织的三四次活动，每一回都有好心同胞车接车送。直到王琳回国后，他们依然保持联系。“以后你来打德国公开赛就像回家一样。”这句话甜透了王琳的心。

　　从常州受伤，到赴德手术，王琳成了国家队女单主教练张宁心头最大的牵挂。对伤病感同身受的她每天都在掐算日子，看弟子何时住院？何时手术？何时开始康复训练？王琳手术成功后，张导还特意委托李昂帮她买个娃娃送到病房。可是，张宁却死活记不不起平时王琳最喜欢的卡通形象叫“史迪奇”了。急切里，她只好对李昂说：“反正你买个蓝怪物就对了！”最终，王琳得到了一只可爱的蓝色小海豚——因为李昂和翻译跑遍了大半个奥格斯堡也没有找到张宁所说的“蓝怪物”。

　　教练的鼓励让王琳倍感温暖。而好友的造访更如雪中送炭。

　　前国家队男单球员陆启成是王琳小时候的玩伴，两人在打球的成长道路上几乎步调一致。去年世锦赛前，他刚刚确定赴德打球。当时，王琳还安慰好友：“一个人在国外打球好可怜，你就当是种锻炼吧。”想不到，时隔数月，自己却因为伤病的原因也要前往德国。王琳在第一时间给陆启成打了电话：“我要去奥格斯堡，你在哪里？”“我在科隆。”两人一打听，敢情两座城市相隔800公里，王琳的心顿时凉了一大节。相见不易，只能靠网络和短信联系。两伙伴天天倒计时，“还有多少天就可以回家了”。直到王琳能够独立行走，陆启成才找机会托朋友开车来奥格斯堡看望她。那时，王琳已经从酒店搬进了新租的公寓，他们在一起做饭、聊天，原本漫长的一天，转瞬即逝。

　　两个月，是王琳和妈妈相处最长的时光。回国时间推后，她竟坦然接受。

　　10月23日，王琳的母亲抵达慕尼黑。而本来要待满三个月的刘医，则因为亚运会的需要，提前回国。在机场送行时，王琳恋恋不舍，“刘医，您把我一起带走吧。”送走刘医，王琳又赶往到达口等候母亲。见到女儿，妈妈第一句话便问：“腿怎么样啦？”王琳看得出，不太善于表达的母亲此时心里焦急万分。

　　在之后两个多月的时光里，母女俩朝夕相处，这是6年来，王琳和妈妈相聚最长的时间。尽管从她打球开始，一家三口就经常吃食堂，对母亲做的菜也没有太多记忆和念想，但毕竟血浓于水，有亲人来照顾，王琳不会觉得自己总是给别人添麻烦。

　　妈妈抵达德国后，王琳的日常生活起居依然没有太大变化。不过时间久了，她感觉母亲比自己还无聊：白天，她忙着做康复，而妈妈只是单纯为了陪自己，大多数时候只能听歌、看书，散步，买东西。可是，从小到大都不会撒娇的王琳只能默默将这一切看在眼里，记在心间。母亲在她很小的时候曾经远赴墨西哥援外，而自己又过早离开家乡到北京打球，母女俩前后加起来有七八年没在一起生活过。现在，忽然要在遥远的德国共同度过两个多月的时光，王琳稍感不适。关于心事，她也有意无意地回避着。她明白：说了，妈妈也只能劝慰几句，过后母亲还会担心难过。“干脆报喜不报忧算了。”

　　就在这段奇怪的“磨合期”即将结束的时候，王琳的康复也取得了实质性进展——她终于可以在跑步机上缓慢跑动。那一瞬间的快乐，无法用言语形容。不过，为了安排好回国后更为详实的训练计划，康复师告知王琳，她不能在原订的2010年12月24日回国，必须晚两天。听到这个消息，王琳出奇镇定，她心想：反正已经待了三个月，再多两天也不算什么。唯一让她失望的是，原本和队友们商量好一起过圣诞节的计划泡汤了。

　　好在，她并不寂寞。母亲按照原定时间回国，而王琳则和德国当地的留学生一起欢度圣诞。那段日子，欧洲普降大雪，积雪厚度没过了小腿肚。王琳有些担心飞机能否正常起飞。透过平安夜绚丽的灯火，她悄悄许愿，千万别再延误归期。

　　2010年12月26日，当王琳确定航班可以准时起飞后，归心似箭的她恨不得瞬间站到首都国际机场的到达口。同样飞行了十个多小时，心情迥然不同。再次见到刘医，王琳倍感亲切。

　　可回到公寓，王琳瞬间傻眼了——队友们已经从南公寓搬到北公寓。尽管有人帮忙整理搬运，但满屋子狼藉不堪的纸箱子仍叫王琳很崩溃。由于不是自己亲手打包，她不知道每个箱子里都放了些什么，必须全部拆开，还要想尽办法在原本不大的房间里摆放整齐。于是，刚回国的那两天，她白天要继续康复训练，晚上则马不停蹄地收拾房间。“简直累得半死！”在德国时的穷极无聊一下烟消云散，生活又变得极度充实。

　　回国第二天，王琳便迫不及待地来到羽毛球训练馆。前脚刚踏进球场，她便高呼一声：“我已经3个月没来这里啦！”谁知恰巧赶上电视台的记者来采访，王琳被要求重复了一遍，弄得她很不好意思。

　　不久，王琳在公寓的走廊里遇到了总教练李永波。一阵寒暄之后，李总说：“见你第一面我还挺满意，你没有胖。”原来，赴德前李总曾告诫王琳，回来时一定不能发胖。几天后，王琳向他递交了未来3个月的计划，总教练比较满意，并安排一位队医专门负责王琳的康复训练。她继续过着规律的生活：上下午训练；晚上冰敷、牵拉、治疗；回康复中心做电疗；找浙江省队驻京医生做放松。不同的是，有了队友的陪伴，王琳就此告别孤单。

　　经历过一场磨难，王琳觉得自己成长不少。最大的表现，就是心比从前安静了许多。遇到大事能泰然处之，并从多个角度思考，想办法解决。此刻的王琳收起眼泪，恢复到从前那般坚强。对于接下来的康复，她不想急于求成，亦不想揠苗助长，而是要“尽自己最大的努力恢复到从前的状态，争取尽快参加比赛。”(文/刘紫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