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房学峰

　　“总教练”是什么？这个问题可不像看起来那么简单——

　　从字面上看，“总教练”是个技术职务，所以在中国体育界，有的人并不愿意当“总教练”，例如周继红，早先曾经有游泳中心的领导希望周继红不当“领队”而是当“总教练”，就被周继红谢绝了。

　　原因是什么？是因为至少从周继红时代开始，“总教练”就已经不是一个技术职务、而既是行政职务又是技术职务了——这有点儿像是“总工程师”，假如某个工程项目或者工程单位的“总工程师”同时兼任着“副总”的行政职务，那么这位“总工程师”手里的权力，就比不兼任“副总”职务的“总工”们，要大很多。

　　如今的中国体育界也是这样，那些兼任着“中心副主任”的总教练们，例如李永波、王义夫、黄玉斌……，就比不当中心副主任的总教练们更强势。

　　之所以先来说说“总教练”的问题，是因为——

　　在中国乒乓球的历史上，先后有过四位总教练：徐寅生、李富荣、许绍发和蔡振华，人们称呼他们的敬语分别是：“徐主任”、“李局”、“许总”和“蔡局”——换言之，徐李蔡三人都官居部长高位并以此青史留名，而本文的主角许绍发，则是永远的“总”。

　　总被人挂在嘴边的高抛发球

　　说起作为球员的许绍发，人们总把他和高抛发球划等号，他确实是在国际比赛中第一个使用这种技术的。

　　然而，高抛发球并不是许绍发个人的秘密武器、而是中国队的秘密武器。

　　这项技术最初是一位吉林运动员创造的，许绍发从队友那里学到了这种发球，并且很快青胜于蓝。1965年他出访日本，队领导不让他使用这一技术，而是准备作为世界大赛中国队的杀手锏。在备战1967年世乒赛的时候，几乎所有的中国运动员都在学这个发球，但由于“文革”的缘故，中国队缺席了两届世锦赛，到1971年世锦赛的时候，中国队又决定让这项技术继续保密下去，所以直到1973年的世锦赛，才由许绍发率先让这种技术在世界上亮相并从此风靡，说这是乒乓球技术的一次革命毫不为过。

　　在中国乒乓球的历史上，秘密武器的故事有过很多，像“庄家富化妆侦查”——在1961年世乒赛之前，中国队得知日本队发明了一种叫“弧圈球”的技术，派出庄家富到香港化装侦察，使得中国队了解了这项技术，并且让陪练队员模仿，遂使该秘密武器难以制胜；“许绍发雪藏陈新华”；“长胶粒球拍”——早在六十年代初，中国选手如张燮林就开始使用这种球拍并且两面性能不同，直到多年之后才向世界公开……等等。但在笔者看来，在“秘密战线”上占据首位的，就是保守秘密长达八年的高抛发球了——假如到了战争年代，中国乒乓球队里出几个“余则成”是肯定不在话下的吧？

　　不过，谈到自己的球员时代，许绍发的得意之处倒不是高抛发球，而是“大器晚成”，用他的话说就是：“我十三岁才开始打乒乓球的，要是在今天这根本不可能，刘国梁和孔令辉十二岁已经进了中国青年队了，而我十三岁才买了第一块乒乓球拍……”每次说到这些，有人恭维许绍发是“天才”，他会“谦虚”道：“林慧卿才是天才呢——她是高中才学打球的。”

　　总让人忘不了的三个人

　　作为总教练，许绍发率队参加了三次世锦赛和一次奥运会，其中故事不胜枚举，这里只说他手下三个总让人忘不了的队员——

　　第一个是陈新华。1981年，国际奥委会决定在1988年奥运会上正式设置乒乓球项目，1983年世乒赛结束之后，许绍发已经意识到瑞典队对中国队构成的威胁，决定雪藏陈新华，结果在1985年世乒赛上，陈新华连续战胜卡尔松和瓦尔德内尔，为中国队首次赢得团体冠军三连冠。

　　第二个是陈龙灿。许绍发对他有个精彩的评价——“人分两种：胆大的和胆小的。而在胆大的人里面又可以分成两种：一种人有‘孤胆’，属于‘独当一面型’；另一种人有‘群胆’，属于‘锦上添花型’。在我带过的队员里，江嘉良有孤胆、陈龙灿有群胆。”或许正因为此，当许绍发认识到中国男选手在单打方面的相对劣势之后，决定打造陈龙灿和韦晴光的“群胆组合”，在1987年世乒赛上夺回了连续两次失手的男子双打金牌，并且赢得了1988年奥运会的男双冠军。

　　第三个是江嘉良。除了奥运会金牌之外，江嘉良获得了乒乓球的所有荣誉，无疑是上世纪80年代中国乒乓球的首席明星。他本来有两个机会：或者成为李宁，或者成为蔡振华——当初健力宝老总李经纬在进入体育服装市场的时候有两个选项：或者是李宁或者是江嘉良，最终选择了李宁；而许绍发在推荐自己接班人的时候也有两个选项，或者是蔡振华或者是江嘉良，最终选择了蔡振华。

　　许绍发回忆当初的选择时说：“我感觉蔡振华在这些运动员当中比较合适，因为他有一种冲劲，身上有一股力量。当时蔡振华说他不会当教练，我说你会当，你能把你个人的利益刨除了你就会当了。”

　　总能载入史册的乒乓球市场开发

　　小小的乒乓球能具有今天这样的市场价值，许绍发当属头功。

　　上世纪90年代初，许绍发卸任总教练一职之后，投身商业开发乒乓球市场。他回忆说：“很多运动员到国外去打球了，尤其是以德国和日本居多，这必然就影响到我们国内运动员的稳定，当时仅仅在日本就有上百个运动员。我们国内运动员出国比赛碰到他们，看到他们开着车、穿着名牌，感到反差很大，因为当时我们打一个世界杯冠军也就给300元人民币，一个世界锦标赛单打冠军也就给1000元奖金。”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他决心下海经商，在竞赛市场上找到中国乒乓球今后的出路。

　　最初，他操办了一场“世界冠军挑战赛”，探索出经验之后，他和中央电视台合作，从1996年开始操办“CCTV中国乒乓球擂台赛”，并组建了由他担任董事长和总经理的“三鼎公司”，操办了一系列很有影响的乒乓球商业赛事，直至举办中国乒乓球超级联赛。

　　如今看来，乒超联赛的意义远远超过许绍发当年的预期：中国体育虽然在奥运会上成绩很出色，但是就体育产业的意义上说却还远远不是“体育强国”，而乒超联赛几乎就是中国唯一一个世界顶级水平的职业赛事，现在她所面临的，已经不是“让运动员多挣点儿钱”的问题了，而是怎样作为一项中国的“文化产品”向世界输出的问题了。

　　不过，虽然许绍发在乒乓球产业的领域有开创之功，他却并非一个好商人——这不是笔者的结论，而是前总理李鹏同志亲口对他说的——他老人家办商业赛事，第一考虑运动员能拿到多少奖金和出场费，第二考虑有没有电视转播和能不能满足电视界朋友的“胃口”，最后才考虑自己的公司能不能赚钱。如此一来，他操办的赛事以不赔不赚者居多……

　　说到底，“许总经理”还是不脱“许总教练”的本色。

　　总被人忽略的进取和创新

　　1995年的天津世乒赛，是中国乒乓球男队打翻身仗的一次战役，当时有媒体对这样一件事很感兴趣并作为轶事报道出来：

　　因为上场比赛的中国运动员太多，中国队的教练员不够用，临时把许绍发叫来给孔令辉当场外指导，结果孔令辉战胜了中国队最后一个外国对手(盖亭)，最终赢得世界冠军……

　　事情都是真的，但问题是：如果许绍发只懂乒乓球而不了解孔令辉的话，那他是做不了这个场外指导的，何况天津世乒赛在中国的主场，所有中国的世界冠军、昔日名宿济济一堂，为什么给孔令辉这样的大主力、大新秀身后，派出不再是“总教练”的“总经理”呢？

　　由于许绍发那一代运动员赶上了“文革动乱”，参加世界大赛的时候已经年届而立，所以其实是“用上一代人的技术打下一代人”，因此在他担任国家队总教练之后，他力主重新组建国家青年队——“当时所有的项目里，只有国家乒乓球队成立了一个青年队。目的就是要抢刘国梁、孔令辉这批运动员。”结果，一批新秀在少年时代就被破格选拔到国家队，终于成就出一代枭雄。

　　要想使中国乒乓球长盛不衰，只有“人事措施”还不行，还要有“球事措施”，要有新的技术出来，这方面的典型代表是“直拍横打”——

　　最初，许绍发发现北京队有位运动员使用“直拍横打”技术，就让江嘉良照着练——“第一个使用这种技术的是江嘉良，1989年去欧洲访问的时候他就这么打了，结果整个欧洲的舆论都在骂他，说他玩球、瞎打、不好好打球，说他有损世界冠军的风度，还取消了他一次比赛的资格……他们根本没认识到这个东西是中国将来要发展的一项技术。”许绍发说。

　　当时，横拍打法主导着世界乒坛，即使在中国运动员里，横拍选手的成绩也普遍好于直拍选手，所以许绍发坚决支持“直拍横打”的新技术，他形容自己当时的心态是：“狗急跳墙了，没有办法，必须要创新，没有创新还像过去那么下去的话，中国乒乓球就要完了，尤其是直板就更难。”

　　在许绍发的首创之功之后，“直拍横打”盛开乒坛：1992年，十六岁的刘国梁战胜了刚刚夺取奥运会金牌的瓦尔德内尔，这种技术一鸣惊人；后来，马琳半路出家采取这种技术，在世界大赛上屡有斩获；再后来，王皓从开始学球就是用这种技术，成为直拍打法的代表人物……

　　……，……。

　　最后，笔者借机纠正“百度”上的一个错误——上面说刘国梁是中国乒乓球队总教练。

　　其实在中国乒乓球队的历史上，有时候有总教练，有时候没有总教练，而是采取男女队分设主教练的管理办法。比如说蔡振华，就是先做男队教练，再做主教练，然后成为总教练的，而如今刘国梁做的是男队主教练……

　　说这些的意思，不是真要挑“百度”的不是，而是想说“总”这个字的珍惜价值——

　　在中国乒乓球的历史上，一共有过四位总教练：徐寅生、李富荣、蔡振华和许绍发，人们称呼他们的敬语分别是：“徐主任”、“李局”、“蔡局”和“许总”——换言之，徐李蔡三人都官居部长高位并以此青史留名，而本文的主角许绍发，则是永远的“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