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我能有缘跟随王培生老师习艺三年，其中还有一件趣事。

　　1959年，刚刚恢复的北京师范大学体育系隶属于国家体委和教育部双重领导，确定其培养目标是教练员和高校体育师资，要求学生是一专多能，从一年级起，选修专项，到毕业时专项运动成绩必须达到国家一级运动员以上的水平。当时，北京师范大学体育系尚无武术教师，我选修的是跳远专项。

　　1960年春夏之交，教育部张处长(解放前北京师范大学体育系校友)来到北京师范大学体育系搞教材改革的调研工作。在一间教室里开座谈会之前，会议主持人、体育系刘主任知晓我是北京师范大学的校武术队队长兼教练，就让我打套拳助助兴，我便进入围桌的中央演练了一套少林短打。

　　演练完毕，刘主任立即高兴地称赞道：“小戴的功力还可以嘛！”张处长显得对我特感兴趣，马上对刘主任作了指示，“下学年体育系增设武术专项，以小戴为主，组建武术专项。”

　　这年秋季开学后，北京师范大学体育系特别聘请了内外兼修、博学善技、参加过国家规定套路培训、且担任过全国武术比赛裁判长的武术名家王培生老师来系执教，我有幸跟随王培生老师学习了三年武艺。

　　当时，北京师范大学体育系专修武术的连我在内只有三人。第一年我们学习了抻筋拔骨十三势和二十套国家规定的长拳类拳械套路；第二年学习了十五套太极、形意、八卦、南拳类的拳械套路；第三年学习了十二套其他拳种的单练与对练套路。数十套诸拳种的拳械套路，为我日后的业余武术训练工作奠定了较为全面的基础。

　　王培生老师为人衣着简朴，一身儒家学者风度。在北京师范大学执教期间，王培生老师总是风雨无阻地骑着一辆旧自行车，从积水潭医院赶到学校授课，每次都是早到迟归。下午半天本应是四节课，而王培生老师总是不计报酬地多上一节课，一直把课上到天黑，饭厅已经开晚饭了才宣布下课。

　　每遇雨雪天气，王培生老师就在我们的宿舍里(三人同一寝室)上武术理论课。

　　王培生老师为我们讲授了长拳类的三节、四梢、四击、八法、十二型等基础理论知识，论述了耗腿、压腿与踢腿之间的辩证关系及其注意事项，讲述了太极拳的“轻、缓、匀、圆”等特点，剖析了王宗岳的《太极拳论》。王培生老师特地关照我等务必做到盘架子与练习推手同时并举，切不可有所偏废。要求我等必须通过推手练习，由听劲入手，渐渐悟出懂劲，最后方能练成神明的化劲功夫。当讲到听劲、懂劲功夫时，王培生老师让我等三人先后与之成单搭手状，老师闭合双眼，令我等用意念想攻击他身上的任何一个部位。通过腕部的接触、感应，王培生老师每次均能一口道出我等意想中的攻击点，如同高明的中医搭脉诊断那样准确无讹，令我等佩服得五体投地，使我对太极拳产生了莫大的兴趣。

　　王培生还评析了形意拳的起钻落翻，意、气、力与动作内外合一的整劲特点，阐明了六合之要义。在穿插叙述郭云山大师“半步崩拳打天下”的武林轶事时，尽述了崩拳在运用时力道上的三种微妙变化，并让我等三人得到了亲身的体验。

　　他讲述了八卦掌的“形走如龙、回转若猴、换式似鹰”的风格特点。嘱咐我等一定要在转圈的趟泥步上多下功夫，要加强腰部灵活性的训练，才能达到“身随步翻、掌随身变、步随掌转、上下相随、周身合一”的境地。

　　因受教学时数所限，王培生老师以未能尽授其所学而感到遗憾。为了扩大我等的知识视野，以适应将来的裁判工作之所需，王培生老师利用理论课时间，给我们介绍了通臂、八极、螳螂、鹰爪等拳种的风格特点，为我日后学习其他拳种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王培生老师授艺时，要求我们不仅要知其然，而且还要知其所以然。在套路教学中，当我们基本上掌握了动作的方向、路线后，王培生老师总是详细地剖析每个动作的分解动作及其技击用法，让我们明白动作的攻防含义，以利于我们在演练套路时，能渐渐地悟出“手眼身法步、精神气力功”之要义。

　　王培生老师常对我们进行武德教育，他谆谆教导我们，习武者必要先学会做人，为人要诚实、本分、乐于助人；要摒弃武林中门户之见之陋习，不议论他人长短，不争门派之高下；无论到何地，都要尊重长辈，与同道真诚、和睦相处；对待比试较技要有一个正确的心态：一是不要怕比试较技，以免别人说你是“嘴把式”、“傻把式”，只会说而不能打，只是花架子而无实战之技能；二是不可目空一切、寻衅挑战，要将比试较技当作交流学习的极好良机，做到点到为止，免伤和气。王老师还为我们讲述了他本人以往的一件轶事。建国前，外地有一少林高手专程赶到北平，挑战素称太极高手的王培生老师。王老师在家中热情地接待了来客并与之交谈，言及天下武术是一家，四海之内皆朋友，何必要比出高低而失了面子。无奈来者执意定要较技，王老师遂与之比试，并称点到为止，免伤和气。当王老师两次化解了来者快速、凶猛的进攻招式后，见其仍无罢手之意，便在第三次化解来招后，发力将其由客厅内发送至庭院之中，对方这才心悦诚服。随后，王老师亦请来者表演了少林轻功，令来者心情愉悦地离去。

　　王培生老师曾对我们讲，作为一名武师必须懂医，才能利己利人。这使我想起了家乡的两位师傅童文华先生和韦开甲先生。前者是职业医生，时刻为人治病疗伤；后者则是利用工作之余，无偿地为患者解除病痛。因此，每当王老师结合人体解剖学、生理学和中医经络学来讲解穴位与医治伤病之关系时，我都分外入神地专心听讲，并勇于在实践中去运用、体验(为同学疗伤、恢复疲劳等)，使我受益匪浅。我在四十年的从教工作中，义务地为千余名师生员工、干部群众、运动员及其亲友解除了伤病之痛苦。

　　在国家遭遇暂时经济困难时期，与我同专项的两位学兄，一患肝炎、一患浮肿病，皆停课静养，仅剩我一人随王培生老师习武，这使我有机会成为王培生老师的入室弟子。

　　由于我思维敏捷、聪明好学，深得王培生老师的喜爱，他常常夸赞我的脑瓜子好使。此时暂停了原定的教学进度，王老师单独传授了数十招散招。老师将每个招式分为接招、入招、发招三个部分进行演试、讲解，待我独自练习、熟悉了动作路线后，便又不辞劳累地给我喂招，以便我领会入招、发招的时机，体验其中的妙用。

　　当我复习梅花刀、断门枪、春秋大刀等器械套路时，老师还特意手执红缨枪，不时地对我扎出枪点，迫使我迅速、准确地化解，令我既紧张又亢奋，使我渐渐领悟出身法之闪展腾挪、动作之轻灵敏捷等要义。每演练一遍皆有所得，使我的套路演练水平跃上了一个新的台阶。演练套路时，常常想到的不再是动作的先后顺序，而是每个招式的技击用法，仿佛四周皆有敌与之拼搏一般，近似到了“旁若无人似有人”之境界。

　　王培生老师常教导我等，习拳者不能傻练，一定要开动脑筋想办法巧练。在学习甲组规定枪术中的“背后抛枪”“抛枪腾空飞脚”等有一定难度的动作时，王老师启发我们对动作进行技术分析，细心体验如何才能协调用力、掌握动作的契机，顺利完成了教学任务。在王老师的熏陶下，我不仅在习武时积极思维，做到举一反三、触类旁通，在业余武术训练工作中，也能善于思考，结合武术竞赛规则，针对运动员的个性特点，为其编排出结构各异的自选拳械套路。

　　上世纪70年代中期，在我得知全国武术比赛中出现了“旋子转体三百六”的消息后，尽管没有见过这种高难度动作，但由于我深受王培生老师“善于分析、突破动作难点”教学艺术的影响，我对“旋子转体三百六”作了动作技术分析，经过多日的昼夜思考，仔细琢磨，反复推敲，终于摸索出了一套土法上马、简便易行的训练手段。通过两个多月的实践，使宝应县的十余名小武术队员在江苏省内率先完成了“旋子转体三百六”，紧接着，又突破了“旋子转体三百六接劈叉”、“旋子转体三百六接坐盘”、“扣腿飞脚接侧空翻接劈叉”等高难度动作，在江苏省武术比赛中取得了优异成绩。

　　上世纪80年代，我曾两次利用去京公干之机，到老师居处登门求教。老师对我再次讲解了直趟八卦每个动作的技击用法，并教导我要对武术的挖掘整理工作作出贡献。一天晚上，老师向我细述了师爷韩慕侠战败俄国大力士康泰尔的八卦连环掌，详尽地剖析了此招的妙用，边讲解边演示，并在我身上试招，使我亲身体验到了此招的威力。然后，老师又不厌其烦地给我喂招，让我体会、掌握动作的适用时机。师徒俩全身心地投入，忘记了时间的消逝，直到师弟提醒，末班车快要过去了，老师才余兴未尽地让我离去。

　　王培生老师的无私给予，为我的武技与理论知识奠定了较为扎实的基础，使我在业余武术训练工作中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先后被评为“扬州地区功勋教练员”、“江苏省群众体育先进工作者”、“江苏省优秀武术辅导员”、“江苏省武术挖整工作先进个人”、“全国优秀武术辅导员”、“江苏省拳功操优秀辅导员”、“扬州市全民健身先进工作者”等，被国家体委授予武术七段。王培生老师虽远离我等而去，但老师的音容笑貌、身姿雄风、严谨的治学态度和高尚的武德品质，始终刻印在我的脑海之中，历历往事，仿佛就在昨天。(文/戴家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