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拿过却又失去奥运铜牌，得了“体操运动员的不治之症”，做了8次手术，干过月薪千元的临时工，为真假难辨的药做过宣传

　　□本报记者叶伟民

　　董芳霄发现，她已经弄不清自己的年龄了。

　　她的博客显示她生于1985年，母亲则坚持是1983年，而国际奥委会却认为两者都在“说谎”，她是生于1986年。

　　这几个争持不下的数字让她付出沉重的代价———被收回2000年悉尼奥运体操女团铜牌并取消大部分国际大赛成绩。这意味着，昔日“东方灵鹿”现在只是一个曾经练过体操的股骨头坏死病愈者。

　　一切回到原点，甚至更糟糕。

　　董芳霄4岁被送进了体操幼儿园。她出生于唐山一个破败的工矿大院，一家三口挤一个40平米的单元。

　　董芳霄就这样开始了忙碌而无趣的童年。父母对她有两个期望：一是痛的时候要笑，二是要拿奥运冠军。1996年，这两点特质被时任国家队女队教练的王策群所欣赏，董芳霄到了北京。

　　董芳霄开始成为一个训练机器。“她每天早上8点进去，晚上8点出来。”王策群回忆，“一个枯燥单调的动作要重复上百上千次。”“年龄”成为她的人生关键词，还要在多年之后。在此之前的岁月中，“与伤病做斗争”，“不怕牺牲，为国争光”这些现在看来带着血泪的大词才是她的人生主旋律。

　　1998年，已是国家队员的董芳霄开始感到髋部不适，打了第一针封闭。在崇尚“轻伤不下火线”的中国训练营，“喊痛”与“勇敢”是成反比的。

　　此后几年内，董芳霄又打了几次封闭，舒缓尚未发现的股骨头坏死病症。这是一种体操运动员易得的不治之症，由大运动量压迫碰撞股骨头所引起。

　　董芳霄以灵巧轻盈著称，1998年全国体操锦标赛崭露头角，次年获天津世锦赛铜牌。她被视作新一代国家女队主力队员，并有望成为继名将刘璇之后的体操女队又一领军人物。2000年悉尼奥运会是董芳霄运动生涯的巅峰。她和队友杨云、刘璇、奎媛媛、凌洁和黄曼丹通力合作摘得女团铜牌。她在随后的世界杯和大运会中都有不俗的表现，其中在东亚运动会一人独得5枚金牌更让她享有“东方灵鹿”的美誉。

　　她的髋部越来越疼，而她只想参加更多的比赛。2001年下半年的世锦赛是董芳霄荣登世界冠军的绝好机会，但问题很快出现———世锦赛不到两个月后就是全运会。这场地方体育权力和利益的诸侯割据激烈到甚至危害国家荣誉，一度被国家田管中心主任冯树勇痛斥为“为省争光凌驾于为国争光”。

　　董芳霄夺世界冠军的愿望也在这样畸形的逻辑中夭折。在各地方体育局的干预下，当年体操世锦赛中国女队只派出1名队员的寒碜阵容出征，写下中国体操史上啼笑皆非的一页。

　　全运会前夕，董芳霄已经疼得不能走路。然而，在某些方面的坚持下，董还是打了封闭上场，并捧回两块金牌，但这导致她病情加重，倒在领奖退场的途中。

　　晚期股骨头坏死的确诊不但给董芳霄的体操生涯画上句号，还预示着她可能成为第二个桑兰。医生表示，如果她不是为坚持比赛而拖延病情，是有机会治好的。

　　此后两三年间，董芳霄先后进行了8次大大小小的手术，忍受了极大的痛苦植入一块软骨才保住行动能力，但从此双腿粗细不均，不能久站。2002年，董退役。

　　没有国家队的庇护，生存成了问题。“她没有交际能力。”妈妈李文阁说，“有些重活儿她又不能干。”羊城晚报记者林本剑曾采访过伤后的董芳霄，“完全像变了个人，胖了，口齿也不清，很难与过去的‘灵鹿’联系起来。”2004年，一直处于失业状态的董芳霄从体育总局获得到北京第二外国语大学进修的机会。接下来4年里，董利用剩余奖金和兼职教体操的收入维持学业。“没有人来看过我们。”李文阁说，“大概把我们都忘了吧。”退役后董芳霄学会了电脑，开了博客，偶尔光顾的体育迷成为她的精神支柱———让她回忆起辉煌的过去。

　　快毕业前，耗尽积蓄的董芳霄开始到一些体校任职，但都是临时工，月薪1000元，还为一些难辨真假的药做宣传。时任河北体操队总教练的黄健见她可怜，就答应北京奥运之后为她在省队安排一个好职位。董芳霄看到曙光———她所向往的与家人一起的安定生活。

　　但就在北京奥运期间，黄健因车祸去世，当初的承诺并不为外人所知。“人一死就没下文了。”李文阁说，“没有一个人替我们说话。”董芳霄又一次被抛到了十字路口。

　　在国内已无容身之所的董芳霄在母亲的建议下，申请特殊人才到外国执教。她选择了新西兰。而恰恰就在她动身的那个月，国际体联正式着手调查她和杨云的年龄违规事宜。半年后，“年龄门”事发。

　　她曾效力的国家队很快发表了声明：“改年龄是个人行为”。没有人能联系上此时的董芳霄，没有人知道远在新西兰小城的董芳霄是以怎样的心情听说这份声明。

　　失去奖牌的董芳霄也失去了在异国生存的资本，她甚至不好意思再出现在任教俱乐部。她的男友李特为她抵挡着世界各地的电话———“现在还不是说这个的时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