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浪体育讯　2010年羽球亚锦赛是我来印度后采访的第一个国际体育活动。中华台北队这次由2位教练带队，总共派出22位选手参赛。黄金女双简毓瑾、程文欣、男双搭档陈宏麟、林佑琅都被寄予夺牌厚望。

　　我今天跟中华台北队总教练李松远约好练球时间球场见。备齐所有证件和文件，本想顺便向主办单位申请采访证，没想到一到现场才发现，事情完全不是想象的那样。

　　印度政府派出中央后备警察部队(CentralReserve Police Force,CRPF)优势警力严密镇守比赛场地新德里西里堡体育馆(Siri Fort Stadium)所有出入口。

　　“你不让我进去，我怎么申请采访证？”我拿着中央社员工证(等待一个半月，印政府三周前来电说，我的记者证申请业经核准，但制卡要三周时间，所以中央社员工证仍是我唯一的职业证明)，在准许媒体进场的二号门，对面无表情的阿Sir好说歹说。他从头到尾答案完全一致，总共对我说了四次“NO”。

　　我只好非常无力地前往作为选手村的阿休克饭店(Ashok Hotel)，一边等待参加领队会议的李总教练，一边想办法弄到采访证。

　　“我们只让XXX通讯社统一发稿，其实并不邀请其它媒体与会。”主办单位一位工作人员对我说。“我们未被授权对声称自己是记者的人核发采访证，不过如果主管XXX同意，我们可以发证。你必须拨打以下电话XXXXXXXXXX。”另一位工作人员对我说。

　　在印度，问10个人同样问题，通常可以得到9个答案，另一个则说不知道。我对这点非常习惯。所以我选择打电话给那位XXX主管。对方响应，等领队会议结束，就会协助处理我的问题。也就是说，我唯一能做的，就是等待。

　　1个小时过去了，领队会议显然开得特别久。除了跟主办单位接待处的羽球教练们聊天之外，我无计可施。

　　就在此刻，一位身着大会赞助单位YONEX运动服的欧里桑走进Ashok Hotel大厅。为何主办单位所有人都起立敬礼？这位阿伯肯定大有来头！

　　看到工作人员毕恭毕敬的模样，跟刚刚打发我办理采访证事宜时的嘴脸判若两人，我非常确定这位阿伯可对我办证起关键性作用。

　　“我希望没有打扰您。”我说，“我是来自台湾的记者，想要申请采访证采访这次亚锦赛，但贵单位的工作人员好象有些状况。”

　　“采访？非常欢迎啊。你有带护照和照片吗？”他问。“正好都在我的包包里。”我说。

　　只见阿伯对着手机说了一堆印地语，然后走到刚刚叫我等等的胖胖工作人员前方说：“这位男士是来自台湾的记者，想要申请记者证，请你们立刻对他提供协助。”

　　胖胖无奈的说：“可是我们这边没有媒体专用的绿色入场卡。”阿伯不悦的说：“什么时候会有？”胖胖说：“我赶紧联络。”

　　没多久，果然有专人送来“绿卡”，我的采访证在半小时后顺利取得。打听之下才知道，阿伯原来是印度羽毛球协会主席V. K.Verma。

　　在一旁等待制卡、目击事件始末的尼泊尔国家代表队选手们对我比出大拇指，显然对我借机修理主办单位工作人员大表肯定。后来我帮每位选手拍摄独照，大家互留联络方式，相约加德满都见，我答应下回专程奉送冲洗出来的照片。

　　离开前，我对胖胖说，特别感谢他“超有效率”的协助，一定要照张照片，让自己永远记得他。他对自己“乐于助人”的行径，显得非常得意，照完之后，还要求开闪光灯再照一张。(台湾中央社记者何宏儒新德里传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