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5月8日，这是中国短道速滑队新赛季集训的第一周，副领队王春露请来北京体育大学副校长钟秉枢，为全体队员和教练员上了一堂“团队教育课”。

　　“一个团队当中，运动员的光环是最大的，其次才是教练、领队、队医等等，很多人永远是默默无闻，无人关注的……”钟校长的话，让大家若有所思。3个小时的课，他从团队人气指数测量开始，告诉大家每个人在团队中的位置都是不一样的，要明确目标关注结果，有效激励发展优势，共同成长……王濛一直认真地记录，并写满了五页纸。

　　提高队伍的人气是此次团队教育课程最大的目的。王春露说，每年集训后，短道队都会将团队教育作为第一堂课，“今年是奥运会年，训练会更艰难，有了好的心态和氛围，队员们练得再艰苦也会很快乐。”

　　无须王春露提醒，每个队员心里都非常清楚该做什么，在6月的昆明高原训练中，刘秋宏、张会，每名队员都练得十分辛苦，汗水经常把身前的土地打湿。

　　2009年7月初，队伍奔赴加拿大甘露市。对于大家来说，加拿大的“魔鬼训练”已经不陌生，前一年的“早八点，晚八点”深刻印在每个运动员的心里，那会儿，刘秋宏、张会练得没少掉眼泪。

　　“有没有人后半夜醒了睡不着？”在队员做俯卧撑时，李琰问起了倒时差的问题。队员们都摇摇头，竟然没有一人受到此困扰，可见其训练的劳累。

　　“加拿大练得苦吗？”听到记者的提问，刘秋宏点点头，悄悄地说，“苦！不过还好，比去年好多了。”韩佳良则是一脸轻松，“还可以吧，没有去年苦。”有了前一年的教训，每个人都做足了吃苦的准备，今年的训练量虽然没减，但整个时间缩短至两周，这让大家感觉轻松了很多。

　　2009年9月至11月，中国短道速滑队征战了四站世界杯，其中后两站为冬奥会资格赛。当年12月，国际滑联公布了各队获取冬奥会资格情况，中国队拿到了全部项目的满额，韩国女队和加拿大男队则在各自的强项上出现了闪失，没有拿满资格。

　　面对这一结果，李琰心里稍稍踏实一些，但并没有因此放松。从资格赛结束到温哥华冬奥会还有近三个月，韩国女队临时换帅，崔广福临危受命。据外媒报道，韩国女队展开了魔鬼训练，每天上冰近十小时……而加、美选手则是“人来疯”，越到比赛越兴奋。这些恰恰都是中国队的主要对手。

　　表面看，李琰当时安排的训练无论是时间，还是训练量都没有变化，但对于细节她却非常注重。“我在训练中会告诉队员们每一圈都怎么滑？每一个弯道怎么滑？一个人时怎么打？两个人怎么配合？出发后落后怎么办？领先时怎么滑……冬奥会四年一届，对手一定会做足准备，我们无法控制对手，只能控制自己，把自己的备战做到最充分。”一次训练课后，李琰对记者说。

　　温哥华冬奥会女子3000米接力，是王濛等队员最想拿的一枚金牌，由于刘秋宏受伤，中国队的实力打了折扣，但李琰仍为大家制定了周密的作战方案，并在训练中逐一细化，“场上的变化多种多样，每一棒的交接，哪一棒去发力？哪一棒去保？落后时靠哪一棒去追？领先时哪一棒拉大优势，等等，在训练中不知练过多少次。所以在赛场上遇到任何情况，我们都不会慌乱，我们知道该怎么去打，怎么去追。”王濛拿到金牌后说，与都灵冬奥会相比，她感觉在赛场上更有底气，办法多了。

　　与此同时，围绕备战，中心领导、领队等相关人员，都在为最终的战役做着最细致的准备。“从1998年长野冬奥会开始，我们在冬奥会上有许多经验和教训，尤其在判罚上。1998年，大杨扬和全丽卿同时冲过终点，说实话，两人都有一些小动作，但最后裁判把判罚给了大杨扬；还有王春露在500米决赛中被对手犯规推出摔倒，虽然对手判罚了，但她也失去了夺冠机会；再加上都灵冬奥会，我们的女子接力最后被判罚，没有成绩……”领队杨占武说，在具备了竞争实力后，如何保证不因意外错失金牌，便成为短道速滑队备战的最关键环节。

　　1月29日，中国短道速滑队再度奔赴加拿大甘露市，做最后的备战。在那里，杨占武将搜集的四十多场经典判罚战例一一放给队员，并请冬运中心副主任兰立(国际滑联技术委员会委员)讲解判罚原因。“主要目的是让大家知道什么情况算犯规，如何做才能避让开对方的犯规。”杨占武说。

　　“同四年前相比，感觉整个队伍都成熟了，不管比什么项目，几个人进入决赛，我们都很有底气。就拿500米来说，我不可能像打都灵冬奥会一样，四年的时间大家都进步很多，我要一出发就冲出去，不让别人接近我，你拿什么跟我犯规。再说接力，我们的实力很强，韩国队不靠犯规不可能赢我们，在她们犯规时，我们也没慌，就稳住了去冲。你要是着急了，摔倒了，那就算判罚(韩国)了也没有你的金牌。”王濛说，经历了都灵、温哥华两届冬奥会，她有很大的发言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