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绍发：李指导智商非常高

　　李指导是我的教练，我们俩也曾一起打过世界比赛。那是1973年的32届世乒赛，李指导已经30岁了，身份是运动员兼教练员，那是他最后一次在世界比赛中登场，只报了单项，最后单打进了前8名。因为一个误会，我们俩在比赛期间还吵了一架。

　　那次比赛男团阵容中有李景光、郗恩庭、梁戈亮、刁文元和我。我是第一次参加世界比赛，团体赛特别想拿冠军。对瑞典队是一场硬战，讨论出场人选的时候，李景光和我很快就确定下来了，第三个人选是在刁文元和梁戈亮之间选择。梁戈亮虽然是上届冠军的主力，但刚从长胶倒板打法改成两面反胶，我们几个运动员都觉得不太保险，但代表团领导和教练们开会争论的结果，还是决定让梁戈亮上。我就去找刁文元，鼓动他自告奋勇上场。我们俩蹲在外边正嘀咕着呢，李指导过来了，我们俩正谈着就没理他，说完了站起来就走，他以为我们搞啥秘密，在后面暴跳如雷地喊了一句：“许绍发你狂什么，你没几天好狂的了。”徐主任当时是男队主教练，他后来向李指导解释了，不是对你的，人家是说上场名单的事。李指导再看到我就笑了，说没事了没事了。

　　32届世乒赛之后他算是真正退役了，全身心地当起了教练。但他球还不错，经常下课了之后把我叫过去，“来，打几盘”。我想他是有意的，他教你东西了，看你有没有领会。他是正胶，那时候这个打法有点落后了，但他特玩命，咬得你挺难受，所以和他打也挺痛苦的，我赢他也很费劲，有时候还输给他。他就是这样，做什么都认真，能拼命，而且表现欲非常强烈。我在他身上学了很多这方面的东西，不管干什么，哪怕是小事，他都做得特别认真。即使是玩，比方说打牌，他也认真和你吵。

　　他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受了非常大的委屈，记得毛主席逝世之前，有一个上海公开赛，他连教练都当不了，他当时的身份是男女队的总教练，但权力完全被拿掉了。他事业心那么强的一个人，内心应该是很痛苦的。

　　原来好运动员基本上都由主教练管。国家队今天的格局，一个教练主管几个队员，就是那时候形成的。当时除了削球之外，主体打法的好队员都在李指导手里，最后所有运动员都被扒拉走了，就把我留给他了。我有问题嘛，也是审查对象，就把我俩给绑一块了。

　　文革期间我们去大庆接受石油工人再教育，先是大家一起参观油田，学习王进喜，学习完了，还得作诗，工人作诗，我们也得作。我们哪会写诗啊，所以现在一首都记不得了。倒是有一个队友作的诗我记得特清楚，是这样写的：“石油，石油，你多么幸运，祖国需要你，出来吧！出来吧！”

　　集体接受再教育之后，又分组下到各连队体验生活，也是把我和李指导绑在一块。我们在女子采油队待了一个礼拜，每天跟人家一起开会，跟人家唱样板戏，智取威虎山什么的。采油队的小姑娘都是江浙一带的，一个个都很漂亮，对我们还真好。当时那边正好放过世界比赛的纪录片，大家都挺尊重我们的，也不知道我们挨整呢。我们给工人们打表演的时候，脱下衣服放那一边，打完比赛一下来，衣服袜子都没了，那帮姑娘都抢着拿去洗了。但是我们那时候没有心思，因为回来还要挨整嘛。李指导那时候比我们还要痛苦，因为他的位子不一样，我们只是运动员，他是队里的负责人，一回来就开始整他了。那时候我们私底下聊得比较多，都很困惑，对政治前途看不明白，其实在我们那个位置上哪能看得清楚呢，倒是看清楚了很多人，就是那些跟着风向走的人。

　　李指导当总教练的时候，做得最好的一点，就是能听取不同意见，你别看他好胜脾气急，但你给他提意见，他能听。尤其是在世界比赛的参赛人选上有不同意见的时候，那时候经常有不同意见，教练都希望自己的运动员上嘛，即使他心里早就有数了，他还是能很仔细地听你的观点。对于他这种性格的人来说，能做到这一点是很不容易的。但是如果你不讲道理，他就火了，无论对谁都能拉下脸来。

　　李指导智商非常高，做思想工作也很讲究方式。谢赛克是我带的，球非常好，但是36届的时候一到诺维萨德，他就有点打退堂鼓了，不想上了。李指导在房间里找赛克谈，你别看他语言不多，但是他能说到点子上。他首先把敌我双方都分析得比较详细，把两边的优势摆一摆，再说你的优势是什么，然后再说说你该注意什么，他不说你的缺点是什么。在鼓励运动员这方面他还是有一套的。到了决赛的时候，谢赛克拿了三分。

　　1983年，他当了训练局副局长，同时还兼着乒乓球队的总教练。有一次他生病了，在友谊医院住院治疗，国家体委主任荣高棠去看他时说了一句，“富荣啊，你应该找一个接班人了。”李富荣跟徐主任商量了之后，就推荐了我。我36届世乒赛之后就去意大利执教了，荣高棠官复原职后第一次出国就去了意大利，但荣主任去的时候，我正好带意大利队出去参加地中海比赛了，一回来大使馆就找我，说是荣主任委托他们和我谈话，让我回国。

　　我当总教练之后，李指导一直很支持我的工作。但我们也有意见分歧。1988年奥运会的时候，用滕义还是用许增才，我们俩有不同意见，他倾向于滕义，我主张用许增才。我主要是从双打考虑的，因为试过江嘉良和滕义，去欧洲比赛都让他们试，根本不行，配起来水平很低，不像两个单打那么好的运动员了。两个人都是近台主动进攻的，没有一个人是为另一个服务的，像吕林那种，在后面给王涛兜着，有机会也能进攻，没有机会我过渡，王涛在前面。江嘉良和滕义都恨不能趴在球台上打，两个人的关系又不是很协调。所以我当时没听李指导的意见，最后还是用了许增才。

　　这件事他记了我好几年，所以有一次我跟李指导开玩笑说，得罪谁都不能得罪你，要得罪你了这辈子都缓不过来。其实这是玩笑话，李指导事儿是事儿，人是人，他该批评谁就批评谁，个人感情不会带到工作中去，原则问题上是不讲情面的，反过来工作上的问题也不影响个人感情。这些年我们的关系一直处得很好，他也很关心我，前一阵儿还叫我到他家里喝茶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