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可以称得上是“一个人的”事业？如果他的工作是为了很多人的健康、甚至是为了千百万人的健康，他的工作当之无愧的可以称之为“事业”。

　　什么是“一个人”的事业？三十年来，这个人一直几乎是单枪匹马的在守着这项为了千百万人健康的事业，直至他突然在一个夜晚的睡梦中“静静”的“离开了”，离开了他的亲人、病人和那么多的朋友，以及他一直为之苦苦坚持的事业——非手术方法治疗脊柱损伤。

　　毕生坚守的事业

　　任玉衡大夫的老伴徐工曾是我的同事，我们与任大夫工作的国家体育总局科研所就在同一条街上，但我却是一个偶然的机会了解了他的为人和他所从事的事业。

　　十年前，我母亲厕所摔倒造成第七节胸椎压缩性骨折，偶然找到任大夫，才知道他一直从事的是一项很“偏”的工作——“非手术治疗脊柱损伤”。我母亲的治疗很快见效。而我在一次咨询中，听任大夫谈及他曾治疗过两例类似于桑兰颈椎受伤的中国体操运动员，并且效果挺好。记者的敏感让我立即对此充满兴趣，当时桑兰刚在美国友好运动会的跳马比赛中失手造成颈椎粉碎性骨折，在桑兰之前“摔断了脖子”、并一直坐在轮椅上与之抗争的是美国电影里的“超人”克里斯多夫·里夫。显而易见，这是一个世界性难题。

　　欲攻克如此难题是一项事业，而了解此项事业也是记者之责无旁贷。接下来几天，我和任大夫谈了很多次，还看了他编写的一本讲义，他多年丰富的实践经验和通俗易懂的解释，让我很快对“以牵引为主的中医治疗脊柱损伤”有了大致的了解。 

　　人一节5公分左右的颈椎，或腰椎，在外界重力压迫下，造成压缩性骨折成了4、或3公分，随之而来的是脊柱中众多的神经、血管受到挤压、损伤而造成截瘫。西医手术治疗方法是，清除创面、复位并植入钢板跨越骨折两端。手术特点是恢复快，术后很快即可行动。但复位效果有偏差，受挤压的神经、血管矫正效果不理想。另手术本身也容易造成创伤。而中医以牵引为主的治疗方法是：用足够的力量将压缩性骨折处拉开，椎间盘内产生一种负压，同时有关周围的软组织被动拉长，从四周向中心产生一种向心性挤压力，这种力可使颈椎间关节错位自然矫正。再加上牵引时医生用手向断骨相反方向用力，可取得很好的复位和固定效果。

　　这一方法是任大夫多年前以偶然中的必然、从浩瀚的中医传统宝库中挖掘出来的。据公元1338年元朝至元三年名医危亦林著《世医得效方》对治疗脊柱损伤的记载，“背脊骨折法，凡挫脊背，不可用手整顿，须先用软绳从脚吊起，坠下身直其骨，使其自然归窝，未直者则未归窝，须要坠下待其骨直归窝。然后用大桑皮一片放在背皮上，折树皮三片安在桑皮上用软物缠夹定，莫令屈，用药治之。” 　

　　这实际上是中医治疗脊柱损伤的一个重大理论根据，即：大重量牵引，使错位的颈椎、腰椎复位。若以人自身体重70公斤计，此重量比如今国外牵引颈椎的最大重量15公斤，足足多了55公斤。力量轻，根本不足以拉开错位的颈椎并使之复位。大重量牵引是中医治疗颈、腰椎损伤的精髓。在后来几百年间的中医书籍上，一直有大重量牵引治疗脊柱损伤的记录。

　　但几百年来，以民间个体中医为主施行的大重量牵引治疗脊柱损伤的致命弱点是：这一相对危险的治疗行为却缺乏类似于现代医学那样的辅助手段，大重量多大是个极限？牵引时骨折处状况如何？至少，牵引的同时，应该有血压、心跳等基本生命特征方面的监测，牵引后X光片效果观察，以及起码的住院条件和基础设施。甚至到了近年，仍有零星发生的个体中医尝试大重量牵引治疗脊柱损伤致死的病例。而接下来，在西医、西药、手术治疗全方位取代中医的时代潮流中，中医早在1339年就发现的良方妙法，因缺乏与时俱进而不得不一直无奈的停留在“记载”之中了。

　　任大夫1960年毕业于大连医学院临床医学专业后分配到国家体委科研所，前6年一直为多支国家运动队做随队医生。文革开始后5年内，国家体委的运动项目全部下马，任大夫被派往国家芭蕾舞团为舞演员治疗脚伤。1974年回体委后主要为运动员治疗膝伤，后因运动员脊柱损伤逐渐增多而转向治疗脊柱损伤。文革后期，任大夫在下放劳动期间，与几个同事一起、代表国家体委科研所与北京南郊的红星人民公社(当时叫中朝人民友好公社)合作，建立了国家体委科研所住院部。这个医院的一半是当地的综合医院(现为医保定点二级医院)，另一半是任大夫从事他非手术治疗脊柱损伤的基地。　　　　

　　“伤筋动骨一百天”。有了基本的住院条件和监测血压、血糖、心跳、拍X光片等基本的西医监测和治疗手段，再加上一些相对简单但实用的牵引颈椎、腰椎的工具、器械，任大夫就开始了他长达三十年“一个人”的事业。几十年来，他每周一三五单日到北京南郊的红星医院从事“非手术治疗脊柱损伤”，二四六在国家体委科研所上班。近年来，年过六旬的任大夫风雨无阻的自己开车到南苑上班，他热爱这项前有古人、却急需后继有人的事业。

　　任大夫治疗的第一例典型脊柱损伤病人是在1978年。1978年3月，国家自行车队北京籍队员马建民福建漳州训练时，为躲避行人从自行车上栽下，造成枢椎前脱位，合并偏瘫，一半身子不能动、麻木，呕吐。他被送进漳州当地一个军队师医院，医院没有按脊柱损伤、而是按脑震荡治疗。5天后，马建民被移交给任玉衡大夫带回北京治疗。

　　从漳州到福州的火车上马建民疼得叫了一路。到福州后，任大夫决定用临时办法为马建民牵引、复位。他用两条毛巾挂住马建民下巴，用一根扁担让两名女队员把马建民抬着竖起来脚离地，挂着下巴竖起来的结果是使错位的脊椎复了位。刚一竖起来，马建民立即大叫“好了，好了”。放下后，已6天没能吃东西的马建民一口气吃了一大碗面条。

　　回北京经过三个多月的治疗，马建民恢复了健康，并参加当年的第8届亚运会，夺得亚运会团体第二名。

　　1985年，17岁的四川体操运动员吴小燕在一次训练中失误造成第5、6节颈椎骨折脱位，造成高位截瘫。吴小燕当时在四川的华西医院进行了治疗，一个半月后她出院转往红星医院治疗。转院前的3个X片显示，吴小燕的颈椎固定情况不好，仰着头时和低着头时颈椎有错位。　　

　　转至红星医院后，任玉衡大夫对吴小燕实行了大重量的牵引、复位和固定，同时对她实行了包括被动下肢蹲起在内的、大运动量的恢复性训练。三个月后，吴小燕即能够站立。一年后，吴小燕回了四川。后她又到了北京红星医院进行了几个月的治疗，经两次治疗，吴小燕能自己走路，但走得不稳。现吴小燕已结婚并生有一个女儿           　

　　1995年，14岁的国家队女子体操运动员刘玉婷(与桑兰同期)在南昌举行的一次全国比赛中，也是在跳马上失误，造成颈椎第4、5节骨折脱位。由于这是国家体委组织的比赛，所以经南昌人民医院处理后，一个星期后刘玉婷很快转到北京红星医院治疗。因为高位截瘫，刘玉婷住院后3—4个月内反复发烧，对正规治疗造成了一定的不良影响。

　　经过两年的治疗，刘玉婷的手能写能画，但不利索，腿能站，但不能走。刘玉婷1997年回到了广西老家。

　　这两个女体操运动员的受伤过程和受伤情况都与桑兰相似，但以中医非手术治疗方法却比西医手术治疗的效果好的多。

　　1993年，红星医院还接收了一位脊柱损伤造成下肢瘫痪达6年之久的前苏联运动员。这位名叫加萨诺娃的女排姑娘是在一次训练中，从跳山羊的练习中背部落地摔伤的。　　　　

　　这是一次中西医治疗脊柱损伤造成瘫痪的不同方法的直接比较。

　　加萨诺娃1987年8月14日在阿塞拜疆卫生部附属神经外科医院进行了第一次手术，医生切除了她的L1椎板，对她进行了椎体整复和CITO钢板脊椎后固定。但手术后，加萨诺娃的瘫痪仍无好转。

　　1988年8月，加萨诺娃在莫斯科临床(19)医院进行了第二次手术，手术拆除了第一次手术用于固定的钢板。术后转到疗养院和体疗门诊部进行康复，半年后出院时下肢软组织萎缩，虽能哆哆嗦嗦地站立，但下肢关节不能主动运动，在使用四轮车的情况下，能移动200米。另外还有定期便秘(3—4天一次)和小便只能控制在50分钟内等症状。在加萨诺瓦一年内先后两次手术治疗中，共有两名苏联医学院士参与和主持了治疗，可以说是代表了苏联当时治疗脊柱损伤的最高水平。

　　经红星医院和任玉衡教授一年的治疗，加萨诺娃出院回国时可用一只单拐，在40—50分钟内走2—3公里，大小便等各方面情况已基本正常。　　

　　1986年，21岁的某部解放军战士崔东春在辽宁盘锦的抗洪救灾中，因疲劳过度栽倒在大堤上，造成第4、5节颈椎骨折脱位合并高位截瘫。当时他被送到沈阳陆军总院治疗，后转到北京红星医院。经过两年的治疗，崔东春出院时达到了能画画写字，能站但不能走的程度。崔东春后来结婚，并有了一个女儿。男子脊柱损伤截瘫后能恢复性功能的在国际上几乎没有先例。

　　据任教授统计，1977年—86年底，国家体委科研所住院部共治疗完全高位截瘫23例，不完全截瘫20例。治疗后，恢复达到优(可基本自理)的15例、占34%，良8例、18%，可以18例、41.9%，无效2例、4.6%，而据美国著名外科教授本-埃斯曼博士(BenEisman.M.D)1980年的一份统计表明，脊髓全断受伤者，经治疗神经症状好转的为0，并发症为100%。　

　　在这项治疗的最新发展上，任大夫一直在尝试最大重量的瞬间牵引。任大夫举例说，胳膊断了尚需两个人大力牵引，然后需第3个人向断臂相反的方向用力手法才能将断骨复位，而颈椎承受的力更大，牵引的力量小根本达不到效果。任教授如今使用的牵引重量最重达200公斤，是人体体重的2.3—3倍。据任教授1990年统计，国家体委体育科研所医学门诊已进行的2000多例治疗中，采用大重量牵引人次27.5万人次，个人最长一次牵引时间为14分30秒，无一例医疗事故。

　　任大夫还举了治疗中的一个例子。1986年9月4日，福建自行车运动员陈平患齿突基底骨折寰齿全脱位，半年后转入红星医院。经半年多逐渐增加牵引力的治疗，终于在牵引力达到150公斤时，达到了复位的目的。 　

　　任大夫后来还研制发明了一种用自体悬吊重力牵引的工具和一种牵引后固定颈椎的自调便携式颈部牵引器，这两种工具的原理在中医古书籍上也有记载，任大夫根据实践进行了发展和改进。这两种简单实用的牵引器对于普及保护脊椎的常识和自我简易治疗起到了很好的效果。

　　为后继无人担忧

　　虽然“非手术治疗脊椎损伤”与那么多人的健康有如此重要的关系，尤其是现代社会经常发生的地震、车祸、建筑事故等天灾人祸，都会有大量的脊椎损伤发生，但开展和发展这项事业却是任大夫不得不自筹资金、自负盈亏、几乎是自己主持和操心一切的“副业”，他的“主业”仍是多个项目国家队的“随队医生”。

　　多年来，任大夫分别为国家体操队、男女排、田径、围棋、国际象棋……等诸多国家队多次担任比赛和出国比赛的队医。他精湛的医术及直率、幽默的性格，使他在为运动员解除病痛、解决问题的同时也成了终身的朋友。1961年，国家体操队家属马老师晚上急发腹疼，任大夫在询问后立即建议她去医院查宫外孕。后来多年马老师一直感激说，是任大夫救了她一命。几个月前，60年代体操国手郭可愚到任大夫家问医，已73岁的任大夫看她脸色不好，就开车将她送回了家。多年来，无论是同事。朋友，熟悉和不熟悉的，无论是白天还是半夜，只要有人来敲门相求，任大夫都热心相迎、耐心相助。

　　近年来，曾在媒体上被报道过的一个故事是他作为国家国际象棋队的队医，为谢军夺得她的第一个国际象棋世界冠军“保驾护航”的经历。

　　1991年，谢军在菲律宾举行的国际象棋世界冠军赛上对阵前苏联的齐布尔达尼泽，后者已连续13年占据世界棋后宝座。比赛共进行16局，隔一天一局。谢军自己回忆说，任大夫很会帮助她调节情绪，并为她制定了合理的作息时间。但有几个晚上谢军因噪音干扰了睡眠，经任大夫探查发现是老鼠作怪，任大夫守候了半夜并用纸篓捉住了老鼠。而我听任大夫讲过，谢军有一局关键比赛的中场封盘休息时，感觉局势很混乱，思路也不太清晰，任大夫就建议谢军倒坐在沙发上，把头放在低处，脚放在沙发背上，血倒流入大脑让谢军的头脑顿时清醒了很多。再上棋台，谢军看到了一幅非常清晰的获胜之路，她几招之内即让齐布尔达尼泽俯首称臣。

　　由于这次合作的成功，谢军后来四次出征国际象棋世界冠军赛都是任大夫担任队医。多年的合作也使他们成为了很好的朋友。谢军经常亲切的称任大夫为“干爹”，有两个女儿的任大夫也按年龄把属狗的谢军称为“二女儿”。比赛之余，两人一起散步，乐观幽默的任大夫称之为“遛狗”，而谢军也当然付之一笑。

　　任大夫为人直率简单，淡泊名利，在出色的完成“主业”之余，他最关心的还是“非手术治疗脊椎损伤”事业的发扬光大和后继有人。

　　多年前，中央电影纪录片厂和国家体委科研所曾联合拍摄了一部“脊椎截瘫之谜”，这部长约50分钟的黑白纪录片粗略的介绍了“非手术治疗脊椎损伤”的方法和任大夫的工作。接下来几年，也先后有不同的平面媒体简单报道过任大夫的“事迹”。

　　但是，这是一个西医不可阻挡的成为世界主流的时代，当这个时代浩浩荡荡的汹涌而来之时，存在了几千年的中医在受到强烈的冲击之下有些支零破碎、甚至全面溃退了，中医哪一科还存在优势？骨科？内科？还是中药？什么需要我们坚持？谁来坚持？

　　具体到任大夫的“非手术治疗脊椎损伤”，一个病人在南苑郊区的红星医院住一天院床位费才30元人民币，每天牵引费、拍X光片、一种任大夫自己研发的帮助骨骼生长的药，及各种其他费用加在一起，也不过几千元人民币。以我母亲为例，住院一个月后回家继续静养和到附近医院做零星的后续治疗，前后共花费约3000多元人民币。而西医类似病例的手术，至少要3万元人民币。

　　这是一对矛盾，治疗效果好、病人治疗花费低，对医院来说却是一大劣势，对这项事业的可持续性发展是一个致命的制约。而且更大的制约在于，西医已成为中国人治病的绝对主流，对于发生在主流之外的“声音”，谁来聆听？谁来相信并加以关注？无论是来自“边缘”的国家体委科研所，还是地处北京郊区的偏僻之地，他们在攻克世界难题？谁能听到？又有谁相信？任大夫有一年原准备在全国骨科研讨会上发表他的相关论文，但被主持人以时间不够给取消了。

　　当年的一个纪录片和后来零星媒体上的报道没有给任大夫的这项“很偏”的事业带来足够的影响和发展的机会。

　　我也是一个中国文化的弘扬者，我深深的理解任大夫的苦衷和担忧，一项中医的瑰宝需要发扬壮大，更需要后继有人，需要全社会的关注。通过多次交谈和了解，2000年6月，我写出了一篇“挺起你的脊梁来——访运动创伤专家任玉衡”，先后发在《中国体育报》和新浪网上。但在一个媒体空前发达的时代，最强势的媒体是电视，最容易传播的“事迹”是名人的故事。我写的东西已是至今最详细介绍任大夫工作的文字了，我也因此与任大夫变成了知己，但这篇6000字的文章发出的声音还是太微弱了。

　　2002年，任大夫到俄罗斯会诊时遇到俄罗斯少年谢尔盖，当时16岁的谢尔盖在一次跳水时头与池边碰撞后落入水池，诊断为颈4、5、6骨折伴脊髓损伤。两天后给予支架钢板内固定，术后并发肺部感染，双上肢肌力感觉减退，双下肢肌力消失，大小便失禁。经任大夫会诊后一个月来到北京红星医院继续康复治疗。2002年8月17日入院诊断记录如下：1、高位截瘫2、颈部骨折内固定术后3、褥疮4、尿路感染。管床医生回忆：来时谢尔盖连坐起的能力都没有，开始被动的坐位练习时常出现眩晕。入院后在任大夫指导下，每周都有可喜进展。前4周褥疮和尿路感染得到控制并逐渐拔除尿管使恢复排尿功能成为可能，第6周开始大脚趾会翘了，第8周脚腕能动了，手指开始主动运动。入院后三个月开始下地活动。来北京时谢尔盖的父亲给他立了三个理想：1、学会说汉语，2、走着回俄罗斯，3、学会中国工夫。当时病友当笑话讲：俄罗斯老头把任教授当神仙了，经过一年的精心治疗，这个俄罗斯小伙子不仅能扶单拐行走，并能驾驶自动档汽车，还学会了打太极拳。

　　十年间，我和任大夫成了好朋友，但这个典型的病例我是在他去世后才听他女儿讲述的……

　　我想到了电视，想到了为数不少的脊柱损伤的“名人”们。我知道教授级、骨子里很孤傲的任大夫主动、直接找病人，尤其是病人在不太了解这项治疗时找他们是不合适的。

　　所以，我通过关系找到桑兰给她打过电话，但可能是她接受过最高水平西医手术的治疗，或者是她受伤前后给她献方献药的人太多了，其中也不乏很不靠谱者，桑兰没有听取我的建议，至少去和任大夫交流一下。我还给因车祸受伤导致截瘫的前辽宁足球运动员曲乐恒的父亲打过电话，也许是和桑兰同样的原因，曲乐恒的父亲也没有和我、及任大夫联系。

　　我也曾与央视和北京电视台的科学栏目都联系过，并介绍他们先去看看我发在新浪上的那篇文章。但都毫无下落。2008年，北京电视台奥运会前拍了一个任大夫45分钟的专集，讲的却是他作为队医为运动员保驾护航的故事。谢军菲律宾夺冠成了那个专集的主要情节。但任大夫真正关心的还是他的“非手术治疗脊椎损伤”的事业，能否在他拥有健康身体的时候有真正的发展，或者，在他之后后继有人，中医的这一瑰宝不会失传。多年来，任大夫也培养了一批年轻的大夫，其中包括国家体委的周海强教授和成为红星医院院长的贾国庆，他们已经是本专业的专家级人物。但这项事业太过清苦、太过势单力薄，任大夫一直在孤军奋战、独立支撑。

　　张艺谋导演的北京奥运会开幕式预演时，女舞蹈演员刘岩失足造成脊柱损伤，一直坐在轮椅上。就在她2009年末去加拿大参加冬奥会火炬接力时，我还试图找到她，给她和任大夫之间牵个线，但刘岩人尚未找到就传来了任大夫2009年12月20日去世的不幸消息。

　　任大夫多年来一直坚持每周游两次泳。他年轻时就有心率过低的问题，近年一次24小时心电图显示夜间心跳每分钟仅三十几次，但他游泳后心跳可达到110次，心血管医生曾建议他带心脏起搏器，然而皮肤过敏和运动时良好的心脏功能的两个原因让他一直错过了置放起搏器。每周三次自己开车去南苑他的病房上班，一位很多人印象里直率、幽默、充满了活力，比实际年龄年轻了很多的“老大夫”，在有那么多病人、那么多只有他才能做的事情在等着他的时候，却突然令人惋惜万分的“离开”了……

　　但是任大夫的“非手术治疗脊椎损伤”的事业呢？“一个人”的事业，当这个人“离开”后这个事业何以为继？任大夫的去世无疑也留下了一个巨大的问号，这个问号拷问的不只是“非手术治疗脊椎损伤”的存亡，它拷问的甚至是整个中医事业和与之相关的整个体制。(周继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