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淡出公众视线近5年的袁伟民携《袁伟民与体坛风云》一书高调亮相。在他披露的诸多“内幕”中，“何振梁和国家利益对着干”的案例，无疑是最具爆炸性的。11月的一天傍晚，在结束了一下午的透析治疗后，即将年满80岁的何振梁来到常州宾馆四楼会议室，约见几个相熟的记者。他极尽礼貌和周至地向在场每个人致意，面色平静。

　　还真有“不听招呼”的时候

　　何振梁说，“那本书的作者”暗指他贪恋官位，“不听招呼”，不积极支持总局安排的继任人选，还在国际奥委会主席竞选过程中与组织唱反调，支持韩国人金云龙。何振梁觉得不能沉默了，“叛徒这个罪名，我担不起。”

　　何振梁承认，自己还真有“不听招呼”的时候。他担任国际奥委会执委期间，总局方面让他争取武术被列为“可供奥运会选择的项目”，他几经努力，把武术从“死刑名单”中拉回来，列入“另行考虑”。这时，总局又指示首先解决女垒的问题。何振梁很诧异，最终把这个决定顶回去了，“我们不能十个手指头都要去按跳蚤。”

　　还有一次“不听招呼”，是确定北京奥运会女子沙滩排球比赛地点。在申办报告中，沙滩排球计划在天安门广场进行。何振梁无法想象，如此庄严肃穆的地点怎么能进行沙滩排球比赛，他一再予以反对。该方案最终被评估委员会以安全和交通的名义否决。

　　某些官员手伸得也太长了

　　在中国体育界，何振梁的身份有些特殊，作为国家体委的外事干部，他从1980年代初开始进入国际奥委会这个非官方组织。1985年，何振梁的双重身份都升级了，他被任命为国家体委副主任，党组副书记，又当选国际奥委会执委。

　　这种特殊身份，决定了他既要履行政府体育官员的职责，尽可能争取国家利益，又要为国际奥林匹克运动的发展考虑。可以想见，二者会有一些发生矛盾的时候。无论当事者如何富有平衡的智慧，也难以让所有利益相关方都满意，误解与隔膜不可避免。

　　何振梁自己也不讳言，无论是体育总局还是北京市政府，都有一些官员对他有意见。可以说，何振梁与袁伟民的“矛盾”，并非孤例。他对某些官员的评语是：手伸得也太长了。

　　“打个比方，潘基文所做的一切都要经过韩国政府的同意吗？如果那样的话我们还选他干吗？”“对不起，何振梁不是这样的人，我不是奴才，我是一名党员。”

　　别的国家，政府无权指挥委员

　　“我也不是不看中国历史，有些微妙之处我还是懂的。”何振梁说，他尽量低调行事，避免给人以抢风头的印象。但特殊的国情和体制，还是让他的“国际范儿”时常遭遇尴尬。

　　“别的国家跟我们体制不一样，政府无权指挥委员。”他平静地道出差异所在。

　　2009年6月，国际奥委会在总部前面的大草坪上搞了一个盛大晚会，饯别何振梁。罗格在纪念册上的留言是“谨以此画册，向我十分尊重的同事和朋友振梁为国际奥委会和他的国家所完成的重要业绩，表示敬意和感谢”；萨马兰奇则称何振梁在近半个世纪时间里“始终不渝地以你的激情和经验，为你的国家和奥林匹克运动服务”。何振梁一再强调，两位主席都高度评价了他对自己国家的贡献，这让他颇为欣慰。

　　据体育画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