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约评论员丹宁

　　“东方三王”是西班牙的传说，活人在新年中扮成传说中看望初生小耶稣的东方三王，进行嘉年华式的游行，这是孩子们的狂欢节。乒坛的三“王”则意味着乒坛最强的一股力量，可在球场外，“东方三王”带给人们的就不尽是快乐和愉悦了，倒是颇多花边、负面新闻，甚至有些儿童不宜。

　　他们在乒乓球领域修炼到的境界和容国团、徐寅生、郭跃华、江嘉良乃至距离最近的刘国梁、孔令辉等前辈高人们相比孰高孰低，这是个关公战秦琼式的无解话题。但是，在场外的花边新闻和负面新闻方面，三“王”毋庸置疑地占据了压倒性的优势。

　　显然，这不能简单归咎于这三人，更多的是体现了时代的差别。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国手未必没有个性，未必就甘愿湮没在千人一面的“蓝蚂蚁”当中。事实上，没有足够智商、情商和个性的人如何能够玩转乒乓球？只是时代不允许他们充分彰显，他们的个性更多地体现在他们百花齐放的技术打法当中而不是竞技场外，在极端的时代，个性还体现面对政治风波的个人选择上，比如容国团和庄则栋的差别。

　　那个时代，荣誉、奖杯和金钱之间没有任何关系，没有人意识到，金牌会和人气、和广告代言、和经济利益相挂钩。从这个角度来看，三“王”是幸运的，他们充分享受了“国球”最好的一段时光。在场外，他们身上的英雄色彩或许有所蜕化，但明星光环则愈发闪亮；而在物质上，他们堪称全世界最幸福的一群乒乓球运动员。

　　但不同的时代，对于运动员自然有不同的要求。对于昔日的国手，“又红又专”是最高原则，只要球打得好、政治上保持正确方向，一切OK，除此以外你不需要为生活、为将来操太多的心。今天的三“王”，面对的是开放的公众和敏感的媒体，作为公众人物，光是球打得好是远远不够的。

　　前些日子中国乒乓球队要加强队员素质、教他们如何应对媒体，显然已经意识到了传统的培养模式面对新环境的束手无策。但说到底，我们的运动员缺的仅仅是媒介素养吗？在超人一等的乒乓球技战术和意识之外，他们所欠缺的恐怕不是请名嘴上一两堂课就能解决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