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5日，德国科隆体育大学体育历史研究所主任斯蒂芬·沃松教授(以下简称沃松)接受了记者电话采访。他介绍说，统一前，两德体育方面的最大区别在于，东德体育完全由政府操持；而禁药问题，两德都存在，只不过，东德更具规模。

　　东德体育由政府操控

　　新京报：统一前，东德和西德的体育有何不同？

　　沃松：最大的不同之处在于体育组织形式。东德的体育完全由政府组织和控制，体育成为国家的重大议题。在西德，政府没有用政治手段干预体育。由此带来的是运动员选择和培养方式的不同，在东德，有潜力的孩子从很小就被选拔到各个项目，进行系统的、专业的训练；西德则没有这样系统地培养运动员。另外，东德将大部分资金和资源放在发展“高水平体育运动项目”上，就是着重发展能够在奥运会、世锦赛上竞赛的项目，对于大众体育、特殊人群如残疾人的体育并不重视。

　　新京报：1968年东德独立参加奥运会以后，从什么时候开始，两德联合参赛？

　　沃松：统一后首次联合参赛是在1992年法国阿尔贝维尔冬奥会上，这是自1956年以来东德和西德首次联合参赛。

　　两德都在使用禁药

　　新京报：能谈谈禁药问题吗？

　　沃松：我要强调的是，东西德统一之前，为运动员注射药物在东德和西德都很普遍，只不过在东德，这是由政府决定、组织并通过教练来操作的；在西德，则是由医生、教练和运动员本人来决定并操作的。

　　新京报：由于体制或管理培养方式给运动员造成的问题，德国采取了怎样的弥补措施？

　　沃松：统一之后，东德的教练要签署一份《名誉宣言》(declaration of honour)，证明自己没有参与给运动员注射药物，就能继续担任教练。实际上，西德官方对切实调查有多少教练卷入禁药问题采取的态度多少有些放任。官方比较倾向于隐瞒真相，并从有药物注射经验的前东德教练身上获益。虽然政府发起了一些针对兴奋剂问题的调查，并且有一些个别案例的审判，但事实上，政府并不愿意严肃彻底地调查两德的禁药问题。

　　新京报：能举个例子说明一下吗？

　　沃松：最突出的例子是前东德田径教练戈德曼(Werner Goldman)，统一后，他很快被任命为德国田径联盟的教练。东德运动员雅格布斯(Gerd Jacobs)控告戈德曼逼迫他服用生化类固醇药物。由于长期服药，这名运动员在短暂取得好成绩后，很快成为牺牲品———现在，他只能依靠人工心脏生存。直到北京奥运会之后，戈德曼才被德国田联开除。

　　公共体育设施免费用

　　新京报：现在政府有没有对体育领域进行投资？政府对在世界大赛上获得优异成绩的个人或团队有没有物质奖励？

　　沃松：政府对一些高水平项目有资助，从2002年到2005年，政府投入约9.2亿欧元用于发展这些项目，希望在奥运会之类的国际比赛中取得好成绩。但政府不会用公共资金来扶植那些不太流行、比较弱的项目。对于优秀运动员的奖励主要来自该项运动的联盟(或协会)，联邦州也给予一定奖励。

　　新京报：近几届奥运会以来，德国名次逐步下滑，在国内有没有受到压力？

　　沃松：德国民众很重视奥运会，也很关注奖牌榜，但对于具体名次并没有太多的要求。不过，作为专业人员，我们虽然没有具体的压力，但对德国在奥运会上的表现也有担忧。我想，应该更多地关注我们的运动员培训机制。

　　新京报：德国的民间体育现状如何？比如人均健身设施等？都是商业化运作吗？

　　沃松：就我掌握的数据，粗略估计，德国约有13万处体育设施和体育场，其中大约三分之一属于俱乐部。公共体育设施和场地大都由地方政府、社区来筹资建设，使用这些是免费的。不过许多人加入俱乐部，交纳会费，来使用更为专业的设施，费用根据项目和城市的不同而有所区别。

　　采写/本报记者 吴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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