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国家体育总局担任副局长、局长的时候，以及从岗位上退下来之后的5年里，袁伟民一直都不愿接受媒体专访。近日，袁伟民终于在他的新书在南京首发的时候，破例接受了本报记者的专访，为读者讲述中国体育几十年的风风雨雨，以及一些鲜为人知的历史。

　　“女排神话”由他打造

　　“金牌大国”有他的功劳

　　但，他称平生最大遗憾是男足

　　为反禁药他狠心自断其臂

　　各路人马声讨，他险些被“罢官”

　　但，他换来了大国尊严与清白

　　关键词体育强国

　　“我一直认为，中国还称不上世界体育强国”

　　南方日报：中国体育代表团在奥运会的成绩是稳步前进，屡获突破。去年的北京奥运会，中国代表团更是首获金牌榜第一。你是否觉得中国已经可以称得上“世界体育强国”了？

　　袁伟民：很早就有人和我这样说，但我一直认为，中国还称不上“世界体育强国”。我觉得，“世界体育强国”应该从3个方面来考核：体育人口、体育产业和体育成绩。

　　我们国家在奥运会上的成绩越来越好，可以称得上是“金牌大国”，但这并不代表我们就是“世界体育强国”。因为我们的优势项目，大多是世界上普及程度不大、市场效益不大的项目，而需要广泛群众基础的田径、游泳、集体球类项目却还有很大差距。另外，中国虽然很早就实施了全民健身计划，但真正可计入体育人口的比例却不大，尤其是青少年体育、学校体育和群众体育都与美国、澳大利亚等发达国家有较大差距。我们的体育产业近年来发展很快，但和世界发达国家相比，我们的体育产业开发还是很贫乏。

　　南方日报：北京奥运会前，就有传言说北京奥运会后，中国体育的发展将进行战略改变。这是否和您的这些思路不谋而合呢？

　　袁伟民：我相信国家领导人和体育部门的现任领导都在思索中国体育之后的路该怎么走，也肯定有相应的政策在酝酿之中。

　　我个人认为，中国在相当长的一段历史时期需要金牌来证明自己，但这个时期已经过去了，我们已经证明了自己。我们在奥运会上的金牌越来越多，奖牌也越来越多，北京奥运会更是名列金牌榜榜首。

　　所以，我觉得北京奥运会的举办和竞赛获得双丰收，是中国体育进行转型的最好时机。在奥运会中，我们只要拿到40枚左右的金牌、90枚左右奖牌，就能确保前三位。中国是泱泱大国，赢得起，也输得起，不能过分追求金牌的功能，而是应该去实现更高的目标。那就是增强全民体质、提高人们生活质量，为促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多做贡献，抓住机遇大力发展群众体育。这才是体育的本职，才是成为“世界体育强国”的根本。

　　关键词兴奋剂

　　“大不了从悉尼回来，我不干这个局长了”

　　南方日报：悉尼奥运会前，您被任命为国家体育总局局长。新官上任，所有人都会选择尽快出成绩，甚至不择手段，而您却一上来就严打兴奋剂。是什么促使您动这个“刀子”的，您当时是怎么想的？

　　袁伟民：兴奋剂是体坛的大毒瘤，它对运动员身心的危害、对公平竞争的破坏都是触目惊心的。我作为中国体育的主要领导，如果我不坚决保护运动员的健康，不坚决为净化体坛而斗争，那就是我的失职，那就是犯罪！我良心不忍！

　　2000年7月初，我刚刚上任，看到总局体育信息所编发的《体育情况简报》，其中的主题是“备战悉尼奥运会反兴奋剂工作情况”。这份报告使我为之一震。因为澳大利亚在EPO检测方法上随时有可能取得突破性进展；而且中国奥委会即使不断加大反兴奋剂力度，仍有人铤而走险，问题依旧严峻；另外，北京正在申办2008年奥运会，中国代表团出征悉尼绝对不能出现兴奋剂事件，给申奥带来致命打击。

　　当时的情况还是比较严峻。总局三番五次下达禁用兴奋剂的通知，还与相关单位、领导签署了责任书，但第一次突击检测，有两名田径运动员尿检呈阳性，17名运动员血检超标，20名运动员血检疑似超标。这份名单中，有一些还是在悉尼奥运会上有望获得好成绩的。第二次突击血检，同样还有20名运动员疑似超标，而且后来确定其中7人超标。这个时候，离奥运会开幕只有不到1个月的时间。

　　南方日报：您举起这把“大刀”，肯定会触及很多人的利益，当时的压力和阻力大不大？

　　袁伟民：在国家体育总局和兴奋剂斗争的过程中，确实存在“反”与“不反”的矛盾，“真反”和“假反”的矛盾。但我和党组书记李志坚同志都是十分痛恨兴奋剂的，要进行一场彻底、坚决的斗争。

　　当时大力打击兴奋剂的时候，确实有很多阻碍，主要来自省市的领导不理解。其中某省一支人们所熟知的女子中长跑队，在他们获得奥运会参赛权的7名选手中，两人尿检阳性、4人血检超标。我们将此事向国务院汇报，一位国务院领导人也收到了该省一位负责人的一封信，要求对运动员再进行一次血检，以便让该省的女子中长跑重新获得悉尼奥运会参赛权。

　　2000年9月5日，该省一位主要领导给我电话，谈了50分钟血检的问题；晚上，该省另外一位主要领导又来电话，还是谈这个事情，通了25分钟电话，主要内容就是球员“重检”。我都没有同意。第二天，该省的一位副书记和一位副省长，还有体育局长专程来到北京找我。为此，我们召开了一个座谈会，总局的领导都来了，我们谈了两个小时。那位副省长对于反兴奋剂了解甚少。她说：国际上运动员都在用(兴奋剂)！意思就是我们不用就吃亏了。我当时就批评了那个省的体育局长，因为他没有如实向自己省的领导汇报国内外反兴奋剂斗争的情况。9月6日、7日，一位上级领导又给我打电话，分别谈了40分钟和45分钟，意思就是希望“高抬贵手”。

　　为了运动员的健康，为了公平竞争，为了中国体育和国家的形象，为了北京申奥成功，我不能动摇。

　　南方日报：您有没有担心过中国代表团在悉尼奥运会遭遇滑铁卢，进而引来外界对您的声讨，甚至“乌纱帽”不保？

　　袁伟民：我当时心想：大不了从悉尼回来，我不干这个局长了！我已经做好了丢“乌纱帽”的准备。但我要对国家和中国体育的名誉负责。

　　如果在悉尼奥运会上的成绩大滑坡，我袁伟民肯定是吃不了兜着走！一方面，国际舆论肯定会出现：中国一反兴奋剂，成绩就下降，之前的好成绩都将被否定。另一方面，国内从领导到群众，也都会因此产生不同的想法，对中国体育的发展也将是巨大的打击。

　　关键词中国足球

　　“如果还有下辈子，我专门搞足球，其他什么都不搞”

　　南方日报：您两度担任中国足协主席。你对中国足球是一种什么样的感情？

　　袁伟民：我从小就喜欢踢足球，还很崇拜年维泗、张俊秀这批球星。但是，我踢的不好。我都恨不得自己是一位足球教练。可惜的是，中国足球总是差那么一点点。“5·19”差那么一点点，还有那么多黑色几分钟，令中国球迷心疼呀。

　　南方日报：您主管足球的时候，中国足球建立了职业联赛。在举国体制得到重大优异成绩的时候，是什么让你下决心对足球进行市场化改革？

　　袁伟民：当时小平同志南巡，要求各行各业加快改革的步伐。当时的国家体委也认识到体育界的改革势在必行，于是就将足球作为深化改革的突破口。因为在举国体制下，其他项目都得到了迅速提高，唯独足球依旧屡战屡败。所以，我们也是抱着“死马当活马医”的心态。

　　南方日报：“红山口会议”后，中国足球职业联赛红火了几年。但现在，中国足球丑闻不断，联赛的影响力逐渐下降，中国队的水平也越来越差。你觉得中国足球职业化的改革是否成功？

　　袁伟民：足球职业化必然趋势，思路是对的，改总比不改好，而且也获得了不少进步。

　　不过，当时中国足球职业化改革表面上是“一步到位”，但实际上并没有到位。随着职业化改革的深入，就会出现很多预想不到的问题，例如职业联赛体制和竞技体育体制之间的矛盾，出资方与足协的矛盾，俱乐部与国家队的矛盾，还有急功近利思想造成的各种弊端，到后来就控制不住了。毕竟，中国的市场经济还不是完全成熟，所以这种市场经济下的职业足球肯定问题很多。

　　当时的足球改革，我们虽然解放了思想，但是没有实事求是。足球虽然走向市场，但这种体制变化没有做到循序渐进。现在回忆起来，当时的足球改革应该留有余地，并且讲究幅度，一步一个脚印地改革，也许效果会更好。

　　南方日报：假球、黑哨在中国职业联赛中屡屡被大家叫骂，尤其是龚建平那次，很多人都认为是一次彻底打击赌球、黑哨的机会，但最后就只处理了一个龚建平。为什么当时没有继续深挖下去？

　　袁伟民：其实，我们也很想彻底打击黑哨、赌球，但是最关键的问题是取证难，而且很多人都不配合。我当时虽然不直接管理足球，但是很多事情我都清楚，就是苦于没法下手。我们真要彻底打下去，肯定要涉及到很多人，而且很多都是名人和有地位的人。如果我们没有确凿证据，不仅十分被动，而且还打不下去，根本没法用法律制裁他们。所以当时，我就给上级建议，成立一个打假小组，联合公安部等相关部委一起治理，这样会比较有力度。

　　南方日报：您当年在排球界制造了一个神话时代，但是中国足球却始终没能挺起腰来，是否有些遗憾？

　　袁伟民：足球没有上去，是我一生最大的遗憾。如果还有下辈子，我只当足球教练，专门搞足球，其他什么都不搞了！

　　关键词体坛风云

　　“我要是写书，就必须写真实的内容，还原历史真相”

　　南方日报：《袁伟民与体坛风云》这本书，其中披露了中国体坛一些鲜为人知的故事，也涉及到一些人，尤其是兴奋剂事件、北京申奥和审计风波的内幕。您有没有考虑过这本书带来的影响？

　　袁伟民：我退下来之后，很多人找我写回忆录、自传，我都拒绝了。因为我有一个原则，就是要写书，就必须写真实的内容，还原历史真相。说真话，必然要涉及具体的事情和人物。我并非想批评谁、指责谁，所以我在书中没有说出他们的名字，但我说的都是实情。我只是想这些真相不被淹没，给后人更多启迪。出版这本书之前，我和出版社有约定：这本书要讲真话，不讲假话；这本书只能在2008年北京奥运会后出！

　　南方日报记者邱江剑

　　策划统筹戴学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