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赶子不是买卖。前国家体育总局局长袁伟民现在就是这种状态——被媒体上赶子追逐,这位退下来曾表态“三不”(不说、不问、不要)的前部级干部现在忙着应对各路记者,在演播室、会议室里,对着摄影机、录音笔用官员特有的肢体语言向来访者表达:我这是在教育,在警示。
在国家体育总局(1998年前为国家体委)做了21年的部级领导的袁伟民65岁时卸任,之后的5年销声匿迹,奥运会期间“遗憾只当了观众”,60年体育庆典也未曾出席……曾经赢得“一面倒”的赞誉、被视为民族英雄、用兵如神的体育人物,突然间变成了和体育、和奥运毫无关系的人,在家门口举行的北京奥运会任何场合都见不到他的身影。
现在,他开口说了,不光说,还出了《袁伟民与体坛风云》,一本被注解为“让历史尽可能接近真实”的书:兴奋剂、打假球、申奥谋略、审计风波,具备了各种让人渴望阅读的新闻噱头。
他的写作小组“远山”酝酿为袁伟民留下“他在位体育总局局长5年中中国体育的真实历史,和做人、为官的思考”,袁伟民叮嘱:这本书要讲真话,不讲假话,只能出在2008年奥运会后,不能出在前。
他知道此书的分量和将产生的效应,“如果出在奥运会前,人们肯定会说你袁伟民想干嘛?这不是为北京奥运会增加不和谐声音嘛!”而且“国庆六十周年之前弄也不好”。
最终袁伟民选择在国庆以后,第十一届全运会之前将书展给读者。
可惜,这本书没有涉及体育彩票、假球黑哨,也不见思虑举国体制、金牌体制及诸多存在着并日益强化的潜规则的是非、得失。实为遗憾。
审计风暴时,谁来替我说话?
——专访袁伟民
那些住在这个楼里面的干部,有时候出差回来要出租车,说你拉到哪儿?说到哪儿哪儿,出租车司机说:我知道了,就袁伟民那时候搞的腐败楼、贪官楼
本刊记者 陈磊 王年华 发自北京
我知道,肯定会有反响
人物周刊:《袁伟民与体坛风云》 (下简称《袁》)这本书后记中提到,“当这本书快完稿时,已是2008年奥运会开幕之际”,既然成稿很早,为何现在才出?
袁伟民:事情是这样的,这本书是奥运会开幕前开始写,结束的时候,基本完成,然后,就是我审稿。
我审了好几次,因为牵扯到许多人、许多事,而且有些部门,比如像审计部门,我都要很严谨地来对待。现在你们看到的版本,我已经拿掉了很多,很多部分都拿掉了。
人物周刊:是语言不严谨还是?
袁伟民:说的都是事实,但是我放不放我得考虑一下,以后再版时再说
现在炒的主要是申办,实际上我前面还有好的,我整个的申办和竞选什么的占的篇幅是很少的,只是里面的十几分之一。现在大家都是针对这个。
人物周刊:这本书你审了几次?
袁伟民:断断续续,大概4次吧。
人物周刊:出书之前,有没有想到,书出来以后,申奥这个章节会特别热?
袁伟民:因为它反差太大。
要是我不写,没人说,这个事情就完了,可能(以前)讲的永远就讲下去了。其他人就是知道,一是不敢说,还有一个,我估计,说了,人家(觉得)可信度也不高。
我退下来以后没有亮过相。人家说袁伟民干什么了,蒸发了?什么场合,应该看到的场合都见不了人。记者找我,我全不接受采访。很多人都说,你是不是应该写一些,把你的经验和教训起码留下来,因为你肚子里有东西,而且(体育)历程很长。
人物周刊:1958年就开始了。
袁伟民:新中国的(体育)局势我基本上都经历过了,改革开放,一直到新世纪我上任当局长了,几个大事儿,比如两次奥运会、一次冬奥会申办,悉尼奥运会、审计等等,几个事儿都凑在一块儿。
外面传说很多。你不出来,传说也多。所以,后来他们做我工作,我说,我是可以说,但是有条件:第一,我要说,就得说真话。不想要批评谁,只是通过事情,不点名,把我的历史经验教训留下来;第二,就是把历史本来真面目,尽量还原;还有一条就是,必须在奥运会之后。
所以,(退下来)整整5年,我到哪儿看排球比赛都没有过,我也不说。现在可以了。
人物周刊:5年不说,你憋得慌吗?
袁伟民:什么慌不慌?我说了,早晚会说的。
雅典奥运会以前,那时候不是满城风雨、审计风暴嘛!
那一棍子打下来很厉害的。
当时就是事情搞错了。(我)压力很大,当然我也没说。那时候报纸让我说,我当然没说。现在书里面有了。我这个是心平气和说的,你看看书,完全是平和的,很凶的语言都没有。我连点名都没有。表扬人家都有名字,其他的匿名。
我的心态很好。我不想批评谁,只想通过这些事情,经验也好、教训也好,大家能从中受到一些启发、启迪吧,包括我自己。
为什么我说,思考了5年、总结了5年,我就要对这个负责?我这次说,有时候点到为止,你可以看书上。但是我也知道,(这本书)肯定会有反响,当然没想到会有这么大反响。
当然,我也准备好了,任何准备都有。既然我拿出来了,躲也躲不了。
人物周刊:为什么挑在国庆后、全运会前这个时机发行?
袁伟民:国庆六十周年之前弄,不好。今年大事多,那我说要国庆以后,全运会以前,他们有的人说到山东去搞(新书发布仪式),我说我不去,我不要到全运会凑热闹去。
所以,我挑了我的老家、故乡、家乡,南京。而且(之前)保密,谁都不知道。
2004年,忍辱负重
人物周刊:您书中多次提到党的民主生活会,通过这个会来帮助一个人什么,我想问一下这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性质和内容的会议?
袁伟民:党组生活会什么都可以讲,有什么意见说一说,比如互相批评。像我们这个层次,每年好像要过两次组织生活。
我们的这种讲话,多数都要送到上面去,特别是当时面临(审计风暴)这么个情况。去雅典奥运会以前,(书中)我专门写了一段。那时候,心里面想法当然多,干了一辈子为国争光的事,最后是这个结局。
人物周刊:觉得委屈?
袁伟民:不叫委屈,我今天这个采访,个人勿涉。
你看我给你举个例子,那些住在这个楼里面的干部,有时候出差回来要出租车,说你拉到哪儿?说到哪儿哪儿,出租车司机说:我知道了,就袁伟民那时候搞的腐败楼、贪官楼。
人物周刊:这个影响已经造成了。
袁伟民:那个影响不是袁伟民一个人的问题,国家体育总局是一个部委,贺老总(贺龙)第一任当主任,50多年,它是有荣誉感的,一代一代传下来,我在那儿破坏了?造成这个结局,给人们错觉和印象。
当然不是这样,(但当时)谁来替我说话?谁来说,搞错了!你看到,现在的老百姓都是这个叫法。
人物周刊:当时没想澄清一下?
袁伟民:当时不是时机,那个审计,像风暴一样,天天报纸上写,叫审计风暴,国家体育总局的牌子就出现在那。
我马上说,一个是让不让你说;第二也不是时候。像后来报纸说,国家体委是冷战审计署,怎么行呢?我真要有问题,我就不敢了。
人物周刊:当时有没有和李金华直接沟通过?
袁伟民:我给他打过电话。后来,(审计署披露的国家体育总局的问题)《人民日报》海外版发了个报道。
人物周刊:我们看到了,好像刊登的不是全文?
袁伟民:不是全文。我们派了俩人,一个办公室主任,一个是宣传司司长。他们(审计署)也出了两个人,最后商量完了,写个稿。我们写的为了是多说一下,目的就是说这个钱不是国家给的钱,不是专项资金,不是纳税人的钱,不是财政部给的钱。这个钱我们是1984年开始运动员搞市场开发积累起来的钱。这个钱通俗一点就是私房钱,我拿出来给他弄的房子,我干好事儿,这个钱都可以跟国家去要的。所以后来书中写,(领导)后来叫我去领,我不要,去领就上当了。
人物周刊:上别人的圈套?
袁伟民:圈套倒不是,这是事实背景。我怎么向你要钱呢?那时候,国家体育总局整改完了,钱也还了。我尽管不要钱,完了它马上6月28号,2005年6月28号,又点我名了,“除了国家体委以外没有整改”其他都整改了,所以外面报纸上又写了很多很多。
《人民日报》海外版的总编,姓李,写了一个短评,就说双方(审计署和国家体育总局)都是为国争光。这个书上你看到了吗?
人物周刊:看到了,你很感激他。
袁伟民:人家说我,国家体育总局拿为国争光,来压自己的错误。这好像是《中华工商时报》的一篇报道。当时,我就不说,叫我上电视,我也不去。忍辱负重,2004年。
他骂我,我很坦然
人物周刊:你的书出版后,书中所写的国际奥运会资深委员接受采访说,“好人不知坏人有多坏”,你怎么看待这个事儿?
袁伟民:他骂我,我很坦然。怎么说我,都很坦然,我是把历史事实告诉大家,我相信大家看了这个东西,总是一个判断,不需要我再说多少。
我是说,我尽量要符合实际,这是我的责任,是历史赋予我的责任。我干了这么长时间,当然要把一些重要的问题告诉大家,我走了后,那有些事情是不是没人再说了?
所以,我这么一说(指书中申奥章节),人家都说,哎呀,为我们出了气。因为现在还好,我也活着,还有好多参与人都活着。
但是,我不想要跟谁作对,他也可以出来说,任何人都可以。你应该相信这些事,会有个公正的评价,而且也没有说,因为这件事就否定了谁的一生,没有这个意思。
这件事,某个人的处理,为什么要这么处理,个人和国家利益怎么摆,很重要。像我们是高级干部了,刚刚媒体采访我的时候,我说,万变不离其宗。这个“宗”是什么呢?国家利益,国家至高无上!
做工作,可以讲个性、个人魅力,但我们一些参与的国际组织,要清楚是谁派你出去的,代表谁的利益。如果连这点没有了,我倒问你你是谁,你代表谁?
人物周刊:那我们假定说这位国际奥运会资深委员投票支持了金云龙,就不算爱国了吗?
袁伟民:讨论都是具体的,不能说假定。我现在跟你讲的(包括书中的章节),都是有根有据,这是事实。
我也没跟他戴帽子说不爱国,我是说,像这样的大事,你应该规划。他是搞外事出身的,应该知道外事纪律。
人物周刊:那从您个人角度考虑,您是真的支持罗格当新的奥委会主席,还是因为国家利益?
袁伟民:这有矛盾吗?
我目的不在这儿,我的目的是要让中国申办成功,这是我的目的。你看书了没有,当时奥运申办,有多少组搭配(北京-罗格搭配、金云龙-多伦多搭配、庞德-巴黎搭配)?我不跟他说,国家审查他的历史,当然有个人品问题。
那三组,是国际上心照不宣的事情。熊掌和鱼不能兼得,是很简单的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