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伟民(张雷_摄)

　　三联生活周刊：当时体育界也存在争议，好像还有“真反”、“假反”一说？

　　袁伟民：没有人可以公开站出来说我不反，谁都说反，他敢说我不反？违背奥林匹克精神。但他是挂羊头，卖狗肉，下面搞邪门歪道。

　　三联生活周刊：当时是怎么处理的呢？

　　袁伟民：当时我要统一思想，我必须要做好工作，让他们自觉配合。把他们请来，都是领导，做工作。利害关系说清楚，讲各种道理，面临什么情况，出了这个问题怎么对待。绝大多数都贯彻得很好，但有的人就做工作，通过关系给我施加压力。在这个社会上这很正常。这带来很多问题，我不能退啊，一退就反弹，这种做法他可以，别人也可以，就退回去了，说话就没权威了。

　　而且北京正在申办2008年奥运会，国际奥委会的那些委员跟我们说，你们不能出这个事，出这个事，我们就不能投你一票了。那时的压力真大啊！因为没让去的运动员里，好几个是能拿金牌的。出了兴奋剂问题是我的责任，成绩不好也是我的责任。老百姓不满意，领导不满意，西方还会攻击你，“你看，一不用，成绩就下来了。说明你以前都用，你靠这个”。然后这是第二次申办了，中国人民盼了100年，如果因为兴奋剂问题影响了北京“申奥”，我还得多一条罪名。再加上那么多领导找我，我也没听，我当时心想：大不了悉尼回来我不干这个局长了。

　　当时还有个顾虑。一公布，不等于给西方炮弹吗？最后还是要公布，让他们知道，我就是要办一个干净的奥运会，中国代表团去悉尼是要夺干净的金牌。没想到结果很好，最后还让外国人改变了对中国的看法，这是180度的转变，之前谁都没想到的，而且最后成绩还好。

　　三联生活周刊：这个事情与处理女排打假球事件的想法比较相似？

　　袁伟民：一般人不会这么处理。实际上他的那个策略就不对，他傻瓜。就像上海人讲的，把侬逼到小弄堂了。大路不走，走小路，小路越走越窄，走到一条小胡同里去了。你不是想拿冠军吗？那你就得凭真本事，见谁咬谁，一场一场用实力去拼，拿出完全主动进攻的架势来才行啊！你这么躲，越躲心越慌，有什么好躲的？不就是早打晚打的事吗？想挑最容易的打，最后挑到了没有呢？不还是遇到意大利队了吗？躲得自己心虚了，一心虚输不得，一输不得，最后肯定输，结果拿了个第四。

　　当时主要批评的是排管中心主任徐利，我说你是领导全国排球工作的，我不处理你，以后谁信你？以后全国都打假球，你怎么要求他们抓好赛风，谁听你啊！世界锦标赛，不是一般的让啊，一而再，再而三，你这个位置还能当吗？你做不做检讨，不做，亚运会去不了。实际我是在帮他，给他下台阶，所以后来写了个公开信。女排这个项目有特殊意义，人家会说，你女排都打假，有什么资格来说我这个项目，那个项目？这就变味了，还搞什么竞技体育？我去德国，大使跟我说打假球的事，说中国女排怎么变成这样了？我很生气。

　　三联生活周刊：你考虑问题的时候，想得很细、很宽？

　　袁伟民：从问题本质考虑，体育精神就是为了金牌，为了好成绩嘛。精神文明放哪里去了？搞那些东西，谈何精神文明？说到本质上，体育属于文化范畴，你生产精神文明的东西啊。你打这种假球，变味了。搞成这样，完全背离体育本质，背离奥林匹克精神。

　　体育到现在，必须跟文化、教育紧密结合，素质要上去，不然要背离。特别是现在拜金主义泛滥，金钱决定一切。金钱决定不了一切。当然，钱很重要，生存需要钱。但真正有价值的，不是钱。

　　三联生活周刊：那真正有价值的是什么？

　　袁伟民：是精神力量。这是能留给后人的。当然合法拿钱，靠真实劳动，靠真本事得了冠军，钱拿得多也光荣啊。拿了冠军，该奖房子就奖房子啊。体育不像唱歌，一首歌能唱一辈子，得靠真本事，不好好弄，明天你就不是冠军了。这个东西，看你自己怎么选择。跟为人、职业道德有关系；跟你受的教育，文化熏陶，从小培养的氛围、生活的环境有关系。这个社会，不是真空。现在年轻人独生子女多，体育项目也不好带，没有个性当不了好运动员，有个性又不能太出格。运动员犯了错误也正常，他们不是共产党员，毕竟还是孩子，改了就好。这里有个界限，怎么引导、教育，这是引导者你的责任，这就靠教练。不要光培养技术，要育人，像老师一样。现在这帮孩子，技术好，学历低；知识面宽，文化程度低，分析能力差；学东西很快，但辨别能力差，社会经历差。那么谁来带很关键。你能带好，也能带坏，就看环境，教练，看干部的素质。对人才的培养，是育人的过程。

　　三联生活周刊：除了女排，足球好像是你的一大遗憾？

　　袁伟民：足球问题更大，涉及经济、体制的问题，已经不是一个纯粹的体育问题。足球在业务这个领域里都有很多问题没解决。就算这个问题解决了，其他问题不解决，照样上不去。

　　申奥：不得不说的故事

　　三联生活周刊：第二次申奥的时候，处于一个什么阶段？面临什么新状况？

　　袁伟民：我上任国家体育总局局长的时候，北京的申奥工作处在第三个阶段，即公关阶段。这时候，国际奥委会的一系列丑闻被不断披露，这导致了国际奥委会对申奥做了新的限制规定，其中一条是“不允许国际奥委会委员和申办省市互访”。这样就大大减少了申办城市利用互访和第三方做国际奥委会委员工作的机会。

　　三联生活周刊：那我们做了什么应对决策？

　　袁伟民：一个是人权问题。北京的主要竞争对手是加拿大的多伦多和法国的巴黎。这两个城市有自身优势和自己的策略，他们利用“人权问题”做文章，借运动员之口向国际奥委会委员施加压力，不断提醒国际奥委会注意中国的“人权问题”。所以在陈述报告里，讲不讲本身就是态度，看你敢不敢拿这个问题说事。但有人不愿主动涉及，怕授人以柄。但这么重大的问题，你越不说，他越拿这个点你。很多委员跟我们提，主张我们说。实际面对面，该说还得说，讲跟不讲效果不一样，讲的话，即使不讲很多，点到为止，但是说明你有这个胆量，有这个自信不回避现实。所以第二天在刘淇的陈述讲话中加了一句话：“如果北京申奥成功，必将促进社会文明……促进各方面的全面进步……包括人权问题。”

　　三联生活周刊：但也不是随便什么人都敢讲的？

　　袁伟民：言多必失。但说了效果确实很好，这就涉及怎么说的问题。哪个国家能说自己的人权问题就处理得很好了呢？现在美国不也有黑人受歧视？奥巴马上台保守派不还说白人受歧视？要面对，但有个策略。

　　三联生活周刊：书里还提到合纵连横的对策，这个当时是怎么考虑的？

　　袁伟民：这是非常有用的。鱼和熊掌怎么可能兼得？都给亚洲怎么可能？这个策略的提出是在奥申委执委会分析蒙特卡罗四轮投票结果时醒悟的。蒙特卡洛投票的情况是：第一轮，北京32票，悉尼30票；第二轮，北京37票，悉尼30票；第三轮，北京40票，悉尼37票；第四轮，北京43票，悉尼45票。北京前三轮都领先悉尼，恰恰是决定命运的第四轮输给了悉尼。明摆着，第三轮被淘汰的曼彻斯特与悉尼同属英联邦国家，第三轮投给曼彻斯特的11票，分流给悉尼8票，分流给北京的只有3票。明眼人推测，事前可能有约定，就有合纵连横。第一次申办在哪个环节吃了亏，第二次就要在哪个环节下工夫。申奥小组集体讨论认为：2001年7月在莫斯科举行的第112次国际奥委会全会将投票决定两件大事，第一件是投票决定5个申办城市中由哪个城市承办；第二件是投票决定谁接替年龄到线的萨马兰奇担任新的国际奥委会主席。一般而言，两件大好事，在一场全会上不可能给同一个洲。我们北京最关心，最要努力保证的是北京拿到承办权，至于新的主席人选最大可能是出自欧洲、呼声最高的罗格。其他洲若有合适人选，我们也乐观其成。我们最不希望韩国的金云龙当选主席。尽管主席是在选承办城市之后，但如果全会一开，金云龙的呼声就很高，那对亚洲城市北京竞争承办权显然不利。

　　因此，北京奥申委制定的合纵连横策略，就是要通过对罗格的支持，换取欧洲委员对北京的支持。

　　三联生活周刊：假如金云龙当选奥委会主席，对中国没好处吗？

　　袁伟民：从莫斯科国际奥委会全会投票的程序看，是产生奥运举办城市在前，产生新主席在后。仅从申办城市的竞争方和主席位置的竞争者，各自单方面的利益考虑，谁都会利用两件好事在同一次全会上投票的机会，制定各自的对策，建立各自的联盟，这是不言而喻的。谁都在承诺，但按小平同志说的，承诺没兑现，都是空的。承诺这个工作都在做，就看谁有信誉，是真诚的。这次申办，我看巴西的总统就说，如果我们失败，我们的票都转向西班牙；西班牙失败了，票给我们。这都在陈述报告里公开说了，电视不是介绍了吗？工作都在做。奥委会100多个委员，是有派系的，这是多少年来形成的。

　　记者◎李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