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9”后，袁伟民与被拘球迷对话

　　1985年5月19日在中国队输球后爆发了大规模球迷骚乱，公安部门拘留了一百多名肇事者……

　　当天，中国足球队在世界杯预选赛中以1比2输给香港队，痛失世界杯出线权。赛后，北京爆发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足球骚乱”。工人体育场外，愤怒的球迷投掷石块、砸毁车辆、打外国人、烧东西，并且和警察发生了冲突。龙潭湖边中国足球队的驻地，聚集起很多更加愤怒的球迷，他们要见球员、见教练，更要见国家体委的领导。几百个球迷给袁伟民写信，有的要求他“救救足球”，有的提出让他当足球教练，有的说这一天是“国耻日”。信中说：“看了那场比赛，泪水一滴滴掉下来，我为泱泱大国的足球不争气羞愧万分”；“现实的结果一次又一次叫我们失望，把我们最后一点自尊心也输掉了”；“国家体委的确要下决心抓抓足球、抓抓教练了”。

　　袁伟民为此对《体育报》记者发表谈话说：“这场比赛既输了球，也输了人，由于赛前过高估计自己并对困难准备不够，临场战术运用不当，打得急躁，致使又一次失去了冲出亚洲的机会。这里反映出我们的工作不深入、不细致，我们领导应该首先承担责任。”

　　球迷骚动后，公安部门拘留了一百多名肇事者，根据当时的有关规定，这种拘留不能超过15天，超过15天就要移交检察部门走正规的司法程序。到第12天，有关部门决定释放大部分情节较轻的人。按照作家刘心武在报告文学《五一九长镜头》中的说法，那时候的球迷闹事属于“集体无意识”行为，和现在少数足球流氓的“故意寻衅”不同———他们虽然违反了有关法律，但就性质而言还属于一时冲动，属于“批评教育”的范畴，犯不上提起刑事诉讼。

　　北京市委领导建议袁伟民去和这些球迷谈话，对他们晓之以理。于是在5月30日下午，袁伟民带着郎平、李宁来到北京工人体育场的第六看台。袁伟民回忆道：“闹事的人都坐在那里，每几个人中间有一名公安人员，我去跟他们谈，与他们沟通，在他们承认错误以后就把这些人放了。”

　　给闹事球迷讲话的时候，袁伟民拿出一份他参加洛杉矶奥运会时留下的剪报，他说：“美国加州大学校长吴家玮是位华人，他被聘为咱们中国体育代表团的顾问，他在当地华文报纸上写了一篇文章，标题是《赢输也是我们的宝》。”袁伟民引用吴家玮的观点说：“我们要有‘不管赢了、输了，我们都是一家人’的心情，不能有那种‘赢了球是我们赢了，输了球是他们输的’的想法。打过球的人都知道：赢了球不需要您老人家捧，输了球才需要鼓舞。总之，赢了，他们是我们的宝；输了，他们也是我们的宝！”人群里爆发出热烈的掌声。

　　袁伟民是领导、是名人，球迷们对他还是很尊重的，袁伟民出面，给了球迷们一个“下台阶”的机会，有人开玩笑说：“假如不是出了这件事，这些人还见不到袁伟民呢。”

　　本想请汪洋来体育总局管理足球

　　袁伟民给安徽省委书记打电话，想请汪洋来体育总局管理足球……

　　无论是在台上还是台下，聊起如何改变中国足球的现状，袁伟民都表述了这样几个观点：

　　第一个观点：体制与班子。

　　当前在中国，要把足球运动搞上去，必须得到政府的支持和监管，无论怎样深化体制改革，这条都不能丢、不能没。否则已出现的问题和今后还会遇到或出现的问题，不可能得到综合治理。要有复合型的人才组成强有力的足协领导班子。

　　袁伟民在位时曾经想让李富荣去担任有职有权的足协主席。他对李富荣说：“你去当那个管理中心的头儿，但还是总局党组成员，待遇不变，还是副部级。”为此，袁伟民还专门向上级组织部门请示过。

　　为什么我想这个办法呢？我想我不可能把我的精力重点放在那儿，我知道要搞这个足球不是说一般抓抓就行，非得全身心投入进去，就是这样也不见得马上见效。我当时想的是：去专管足球的这个人，行政级别要高一点，得懂竞技体育，而且要有影响力、知名度，李富荣在竞技体育方面比其他人强，经历在那儿摆着，这样说话才有人听。几天之后，李富荣跟我说，他不去了！他说“我搞乒乓球这么久，最后搞足球，弄不好”。

　　1992年，第二次让我当足协主席时，我曾想请汪洋来当足协的专职主席———那是他在安徽铜陵当市长之后。我给安徽省委书记打电话，他说你调他可以，但是他是后备梯队人员，你们把他提起来，我们就放。我说马上提起来我没那个权力，现在想想要是把汪洋调来还真是限制住他发展了———他曾是全国省市中最年轻的体委主任。

　　第二个观点：足球是一个团队项目，比的是综合实力，必须选好有驾驭能力、有专长、全面素质又较好的教练。

　　袁伟民说：足球改革出那么多问题，要综合治理，要把水平搞上去、出成绩，还有很多难题要解决。足球是集体项目中难度最大的一个项目，指导思想、技术打法、战略战术、阵容组合、团队精神等等，需要教练去把握、去磨合。以前我带女排也碰到过同样的问题：6个1相加要大于6，如果小于6、有内耗就不行。足球是11个人的项目，更难。

　　第三个观点：必须走自己的路和完善人才体系。

　　袁伟民认为：中国足球要像中国的乒乓球那样，走自己的路，而不能今天学前苏联、明天学巴西、后天学德国，教练换来换去，没有延续性。运动员培养没有自己的体系是成功不了的。

　　中国竞技体育赖以成功的“举国体制”，其中最重要的环节是完善人才培养体系，中国足球改革仍应借鉴、完善这种培养体系。

　　遗憾中的思考

　　2003年8月28日，袁伟民在中国足球协会会员代表大会上致辞，这几乎是他以中国足协主席身份的最后一次公开讲话，他引用江泽民的“四个一”的思想：下一个决心、定一个十年规划、提一个目标、一定要把中国足球的水平搞上去。

　　这次讲话一年以后，袁伟民从局长位置上卸任了；五年以后，北京奥运会也已开过了。中国的足球又怎样了呢？作为一个体育管理者，他对于运动项目的思想建设和管理体制有着深刻的认识。在中国足球迅速走上职业化道路的背景下，他深知足球界发生的很多事情已经超越了足球、超越了体育，已经是自己作为一个体育总局局长难以驾驭的了。所以，他内心里明白：要想实现自己最初对于足球的理想和热情，已经越来越难了。

　　在他的心目里，促进中国体育事业全面发展，在奥运会上为祖国争光永远是最高的理想和最高的目标，他深知这才是自己的主战场，在这种情况下，自己不能也不可能把全部精力都放在足球上。所以，他任期内虽然总在关注足球、总怀着一份作为体育总局局长和足协主席的足球情缘，但是在大多数时候，他只能在高处俯视足球，而不能在近处把握足球。也许，这是留在袁伟民半个世界体育生涯中最“心痛”的一页。他是那么喜欢足球，至今还打趣地说：“假如当年我没当排球运动员，而是足球运动员，假如我当年没当中国女排教练，而是中国足球队教练，我想我同样会很自信地认为，中国足球也能打翻身仗！”他认为人种、体能等都不应是借口，关键是干体育任何时候都要充满自信、勇于拼搏！即便是面对给他带来诸多难以抹去的遗憾与无奈的中国足球，袁伟民还这样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