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纪中



2001年7月13日，北京申办2008年奥运会成功后，人们在天安门广场欢呼庆祝。（资料图片）　新华社发

　　那一刻 

　　2001年7月13日，国际奥委会在莫斯科投票决定，北京成为2008年奥运会的主办城市。

　　亲历者 

　　魏纪中：1936年11月生于上海，祖籍浙江余姚。从1974年起介入奥林匹克运动，先后担任过12年中国奥委会秘书长、北京奥组委高级顾问、亚奥理事会体育运动委员会主席、北京奥运经济研究会会长等重要职务。

　　从22岁走出大学校门，魏纪中就开始了他长达50年的体育外交生涯。可以说，今年已73岁的魏纪中全程见证了中国奥运的近代史。从中国重新进入国际奥委会，到成功申办和举办北京奥运会，他始终是一个参与者和见证人。 

　　“没有政府主导，就办不成奥运会。”魏纪中说，大到奥运会开闭幕式前的交通管制，小到各国运动员的衣食住行，都离不开政府的支持。在他看来，北京奥运会最大的经验就是政府主导。

　　遭国际体育界“封锁”

　　1958年，魏纪中被分配到国家体育运动委员会工作。当时，为了抵制“两个中国”，中国宣布退出国际奥委会。而国际奥委会的态度也很强硬，禁止各国运动员与我国运动员比赛。当时，除了国际奥委会之外，还有国际田径联合会和国际足球联合会也采取了强硬态度，那时候和我国还维持关系的国际单项运动联合会，只有滑冰、冰球和乒乓球。 

　　在国际奥委会和一些主要的国际单项运动联合会“封锁”下，我国运动员只能与当时的社会主义国家运动员进行交流。后来，这些国家的一线运动员也回避与我们的交往，担心国际体育组织找他们的麻烦。 

　　1974年，邓小平开始协助周恩来总理主持国务院工作后，他提出要把恢复我国在国际奥委会的合法席位问题提上日程，要恢复我国在其中的合法地位。自此，一个恢复中国在国际奥委会合法席位的工作小组立即成立起来。在经过两个月的筹备和对外使馆的支持配合下，第一个工作队分两批进军欧洲，主动上门找国际奥委会委员一个一个地做说服工作。 

　　作为翻译，魏纪中全程参与了此次说服工作。他清楚地记得，绝大部分委员始终不认同中国的说明。直到与当时还只是奥委会委员的萨马兰奇谈话后，说服工作才出现转机。萨马兰奇明确表示支持中国，他的理由是中国是个大国，国际奥委会缺了中国，称不上是一个世界性的体育组织。 

　　但是，在恢复我国在国际奥委会合法席位的工作初见成效时，却被国内“反右倾翻案风”的政治运动叫停。直到四年之后的1978年，邓小平再次提出，要继续进行恢复我国在国际奥委会合法席位的工作。可是“两个中国”的问题依旧是最难破解的难题。

　　重返国际奥委会

　　在恢复会籍工作进入最后“死结”的阶段，1979年元旦，全国人大常委会发表了《告台湾同胞书》，阐述了在一个中国的大原则下，允许台湾的中国运动员参加国际比赛，允许台湾的奥委会继续留在国际奥委会内的可能。这就为解决这个难题打开了新的思路，使得此事出现实质性的转机。 

　　1979年10月，国际奥委会执委会通过了恢复中国奥委会合法席位，确认中国奥委会是代表全中国的唯一合法奥委会，允许台湾的奥委会在改旗改歌的条件下，以“中国台北奥委会”的名义保持其在国际奥委会的会籍。 

　　在国际奥委会获得合法席位后，中国匆忙组织队伍参加了1980年在美国普莱西德湖市举行的冬季奥运会，这也是五星红旗第一次引导中国运动员进入奥运会的入场式。与此同时，萨马兰奇在莫斯科成功当选了国际奥委会主席一职。自此，中国的奥运征途正式走向蓬勃发展的道路。 

　　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上，我国派出了庞大的奥运军团，实现了中国奥运金牌“零的突破”，并以15块金牌的成绩让中国重新登上了国际体育大舞台。而在汉城奥运会之后，中国奥委会已经开始考虑为北京未来举办奥运会预留规划空间。 

　　“2008年北京奥运会，实际上就是主要利用了当时的预留空间。”魏纪中说。

　　亚运成功后启动申奥

　　1990年7月，邓小平在视察亚运工程时曾说：“你们敢不敢去申办一次奥运会啊？”这句话当时虽然没有得到陪同人员肯定的回答，但是，同年9月，在东京召开国际奥委会会议的全部委员被邀请到了北京观摩亚运会，这在亚运会的历史上也是没有过先例的。亚运会的开闭幕式以及整个过程都获得了委员们极高的赞誉。 

　　在亚运会闭幕式结束后，时任国务委员的李铁映和北京市以及国家体委的领导达成一致意见，即先组织一个以国家体委和北京市为主的班子，对是否申办奥运会的问题做调查研究，并最终由中央定夺。同时，亚运会组委会骨干投入申办2000年奥运会研究之中。 

　　时任申办小组秘书长的魏纪中说，他们先后搜集整理了承办一届奥运会在硬件和软件以及财政和技术等方面的各种需求，同时也考量了在市政建设和城市现代化服务方面的各种要求。 

　　经国务院各有关部委、北京市各有关部门及国内外专家的评估后，并最终得到国务院的赞同和全力支持。自此，北京申办2000年奥运会的工作于1991年下半年正式启动，并打出“开放的中国盼奥运”的口号。 

　　此次申奥得到了国际奥委会主席萨马兰奇的支持。萨马兰奇明确承诺，不参加遴选奥运会主办城市的各轮投票，只有在最后一轮投票票数仍然相等时，他才投下决定性一票或者做出下一步该怎么办的决定。作为呼应，不少国际奥委会委员也对北京申办2000年奥运会表达了支持，其中尤其以亚非拉的委员居多。

　　申奥受假新闻考验

　　北京申办2000年奥运会一下成为一个重要事件。国外有不少政客纷纷发表议论，还有一些政治机构也作出决议，反对北京举办奥运会。 

　　作为秘书长，也是新闻发言人，魏纪中一出现在公共场合，后面肯定会跟着许多记者，他们根据自己不同的立场，提出有“选择”的问题，而他只能耐心地应对。在与拥有投票权的委员面对面谈话时，他必须阐明他们所提问题的真实情况，来影响对方的观点和判断。 

　　魏纪中说，无论是记者，还是国际奥委会委员，除了一些“持不同政见者”提出的有政治意味的问题之外，北京的环境问题也是他们关心的重点问题之一。有人甚至发出疑问：“如果北京拿不到申办权，还会投资改善环境吗？”由此可见，北京申办2000年奥运会的历程承受了各方面的压力。 

　　1993年9月，国际奥委会投票决定，北京和澳大利亚的悉尼、英国的曼彻斯特成为最终入围的申办城市。竞争对手都是英联邦国家，所以，北京不得不面临以一敌二的局面。 

　　“如果北京不能速胜，则越往后越不利。”魏纪中说，当时委员们可以访问每一个城市，申办国也可以找借口去拜访委员拉票，所以，在最终投票前，每个申办城市都忙得不亦乐乎。 

　　就在国际奥委会开会前4天，一家国外电台断章取义地发布了一篇文章，大致内容为：如果北京拿不到主办权，就要抵制1996年亚特兰大奥运会。这个爆炸性新闻的发布，不可避免地引发了一些国际奥委会委员的误会。为此，中国特地召开了新闻发布会，表达了中国希望派更多运动员参加的意愿，最大程度平息了这场风波。 

　　这件事情平息后，北京的申奥似乎又走上了正轨。根据国际奥委会副主席何振梁的判断，北京获得主办权还是比较乐观的。为此，魏纪中开始奔赴自己熟悉的委员所在国，进行最后时刻的拉票。

　　首次申奥惜败

　　终于到了最后的时刻。魏纪中记得，国际奥委会的投票是在法国蒙特卡洛举行的，每个申办城市都有机会面对委员进行最后的陈述。在投票前一天的一小时的演练时间里，他们发现陈述时所用的宣传片整体色调还不够明亮，但已经无法补救了。他们确定了陈述人目光所对的方向，以及陈述团如何入场，希望这些次要的因素也发挥出最大的作用。 

　　“我们的陈述并没有失分，但是也很难说强于竞争对手。”魏纪中说，各国的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不一样，很难有优劣之分，但是，自己没有失分的表现，让他们也充满了信心。正式投票开始后，每一轮只能知道谁淘汰出局，但不知道究竟得了多少票。 

　　最终，北京和悉尼展开最后一轮的竞争，在萨马兰奇拿着密封的信封走出来时，他们没有从何振梁的脸上看出喜悦。此时，他们马上预感到了不妙，结果萨马兰奇的口中念出的果然不是北京，而是悉尼。 

　　魏纪中清晰地记得，第一次申办失败后，代表团中不少人都哭了。

　　再次申奥成功

　　1999年下半年，中国奥委会开始听取各方关于申办2008年奥运会的意见。魏纪中在是否申办2008年奥运会的会议上表示：“我认为现在是我们考虑再次申办的时候了，现在机遇好，假如错过了，一定会成为我们又一次遗憾。” 

　　在听取各方面意见后，包括北京在内的一些大城市，都表示了愿意为此作出贡献的态度。经过表决，全会一致通过由北京申办2008年奥运会的决议，并立即启动了申办工作程序。 

　　这个消息传出后，国际舆论普遍认为北京确实具备了成熟条件。魏纪中认为，只要我们不出现大的失误，此次成功的把握会非常大。他说，在他平日与国际奥委会委员的接触中，对方的言谈中已经表现出了发自内心的对北京支持。而且，对于这次申奥，北京市政府投入的力量比上次更大，申办的班子从一开始就颇具规模，而且不断充实。从分工上，北京与国家体育总局也非常明确，申办工作不但力度大，而且扎实稳健。 

　　2001年1月，北京奥组委向国际奥委会提交正式的2008年北京奥运会申办报告。这是一部由英、法两种文字写成的报告书，其中所列的内容将被视为北京对国际奥委会的承诺。这部报告书图文并茂，总共599页，分3卷。全程参与了此次定稿工作的魏纪中说，他和团队成员最终修改了350页，有的一次修改后还是不满意，又进行了第二次修改。这是他有生以来最累的一次工作经历。 

　　2001年7月13日，一个重要的时刻来临——国际奥委会在莫斯科投票决定，北京成为2008年奥运会的主办城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