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过三天就是举国同庆的新中国60华诞，而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部专门针对大众体育的全国性立法——《全民健身条例》，也将从这一天开始正式施行。回望新中国体育60年，上海体育局副局长陈一平、围棋界领军人物常昊，乃至体育新闻圈的前辈、同行，几代体育人都感慨万千，他们也从自己的视角，给本报记者讲述了一个个生动的体育事件，构建出一甲子的体育风云。

　　本报记者 陈宏

　　群众体育

　　“架起一块板就打乒乓球”

　　“其实，我并不算标准的体育人，”9月25日，在上海市学习贯彻《全民健身条例》座谈会之后，上海市体育局副局长陈一平给本报记者讲述了自己的经历，“我是从教委转到体委来的。但我从小就喜欢体育，而且，作为业余选手，从小至今一直参与着。”

　　陈一平出生在1954年，新中国刚刚诞生不久，那个时候，中国把苏联作为老大哥，苏联优美的体操也因此成为中国人喜欢的项目。陈一平小时候，也被家长送过去练体操。但懂事之后，他自己却爱上了乒乓球。

　　“那时候爱好打乒乓球的人有很多，但条件实在是简陋啊，拿一块板子一挡，就开始打了。”陈一平说，这样的场景，成了很多中国人的集体记忆，“条件不好，但很多人一直到现在，对乒乓球的感情都是很深，也当做了锻炼的最常见的方式。”

　　在来到体育领域工作后，陈一平更是感受到了国家对全民健身的重视，以及老百姓对健身的渴求与热情。“现在条件好了，健身方式也多样化了，参与的人也更多了。像我，做这行的，就更是以身作则，我工作再忙，白天想抽时间锻炼有困难，我就利用晚上或者休息时间，一周最起码打上一两次的乒乓球或者网球。”

　　不干体育工作，但像陈一平这样热爱锻炼的，也都能感受到大众健身、群众体育的巨大发展。事实上，在1952年毛泽东为中华全国体育总会题词“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之后，体育工作就有了发展的根本宗旨。

　　在老百姓的观念里，也有了“请人吃饭不如请人流汗”的说法。据统计，目前我国经常参加体育锻炼者达到28.2%，全国城乡有3.4亿人经常参加体育健身活动。北京奥运会后，国务院批准设立了我国第一个全国性体育节日，即每年的8月8日为“全民健身日”，对全民健身运动广泛深入开展是一个极大的促进。

　　在体育设施方面，中央和地方不断投入巨额资金，大规模建设。目前，我国各类体育场馆约85万多个，是上世纪50年代初期的200倍以上；人均体育场地面积1.03平方米，是新中国建立初期的100倍以上。

　　竞技体育

　　女排精神和聂旋风的震撼

　　新中国体育60年，不能不提的就是中国飞速进步的竞技体育，一直到北京奥运会上金牌榜超越美国列第一的辉煌。

　　即将于国庆期间签名售书的上海著名围棋国手常昊九段，将自传《我是常昊》的节选内容，也提前透露给了本报记者。他在第一章学棋经历中，就提到了棋圣聂卫平。

　　常昊说：“……邱指导……希望我能超过他教过的曹大元和钱宇平。高兴归高兴，谦虚也是要谦虚的，我父母说：‘没指望孩子下到那么好，能下到上海队那些一般专业棋手的水平就不错了！’可是，我说：‘我要下到聂卫平！’”

　　和当年小小的常昊一样，无数的中国人，甚至是非棋迷，都能感受到“聂旋风”带来的震撼。“时逢中国围棋突破日本围棋不可战胜神话的前夕，‘聂旋风’横扫日本棋坛带给中国棋迷无穷的兴奋，当时正在一点点展开的中日擂台赛也逐渐掀起围棋风暴，其胜负似乎已经和民族尊严、国家荣誉紧密相连。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聂卫平的影响力可想而知，在绝大多数人眼里，他是中国棋坛无可替代的主将，但年幼的我——当然不可避免带着一些不谨慎的狂妄，还是以站在最高位置的他作为目标，这，应该决定了我日后该走什么路的大选择！”常昊回忆说。

　　与常昊的经历相似，在新中国成立之后，竞技体育给物质生活上还很穷苦的人们，带来的是一次又一次精神上的振奋和鼓励——从1952年中国体育代表团参加第15届赫尔辛基奥运会，新中国开始在国际体坛亮相，到后来的容国团拿到第一个世界冠军开启乒乓球国球时代。

　　当然，竞技体育影响力第一次波及全国，影响了一代人的，是中国女排在1981年的世界杯上夺冠，这是中国大球运动史上第一个世界冠军，在改革开放初期，让爱国激情爆发到极致。“我能清晰地回忆，当年女排五连冠对我们在精神方面的影响，那是一种健康向上的精神，也是体育独有的魅力。”陈一平也回忆说。

　　现如今，中国的竞技体育，在奥运项目和非奥项目方面，都已经连创辉煌。许海峰实现奥运会金牌零的突破，刘翔实现中国男子短跑项目的历史突破，都已经成了中国竞技体育一个又一个里程碑。据统计，截至2009年8月底，我国运动员共获得世界冠军2310个，创超世界纪录1195次。中国已经成为国际体育舞台上具有强大竞争力的重要力量。

　　体育报道

　　“曾经要靠电话录音成稿”

　　从当年爬格子报道简单的赛事结果，到今天的电脑飞速敲下各种题材、内容丰富的体育新闻，记者所从事的体育报道领域，也从另一个侧面，见证着新中国体育60年的发展。

　　“新中国真正意义上的体育专门报道，是1958年《中国体育报》创刊之后的事，当时是兼管体育的贺龙老总建议的，然后在61年世乒赛时，体育报道出现了一个高潮。”《中国体育报》的一位前辈同行告诉本报记者，“上海在当时也是属于比较发达、文化氛围也比较浓的地方，所以在60年代就有了专职的体育记者，而到了80年代初，也就是改革开放不久，上海各大报纸，基本上都已经有了专门的体育报道组。”

　　随着体育事业的发展，体育报道的内容也逐渐丰富起来，从当年简单的报道赛事消息，到后来的报道人物、赛事花絮，再到今天的消息、通讯、深度报道、调查报道、暗访报道等等，体育新闻开始立体化、多样化起来。“在本地采访的时候，记者是回到报社再手写新闻稿，而到外地、外国报道时，则要麻烦很多，短一点的，可以到邮电局发‘新闻电报’，或者通过电话，我念，后方记录。”这位前辈笑着说，当时报社还特意配备了专门的电话录音机，记者在外地写完稿子后，打电话回去，有专人负责听录音，然后笔录稿件内容。“那时候，假如采访了一个不是太出名的人，或者要说一个不太出名的地方、术语之类的，都要停顿一下，然后一个字一个字解释，像刘翔，我们就得报成文刀刘，飞翔的翔，这样的。”

　　再后来，这样的方式越来越赶不上体育报道的要求：群众越来越爱看，版面也越来越多。“这个时候传真机开始在报社普及，像体育记者，是报社里面出差最多的‘工种’了，所以，他们经常是背着沉重的传真机到处跑，在宾馆，写完了就找电话线，开始发传真。”确实，对一些老同志来说，这样的工作方式在记者2002年出道时，还能偶尔见到，但此时，电脑早已普及，这种方式适应了体育赛事越来越多、越来越丰富、好看的发展趋势。“所以，很多报社开始硬性规定，一定要用电脑写稿了，一些老记者，最初只能通过手写笔接电脑，随后才慢慢学打字。”

　　体育报道领域的技术革新，跟体育产业的发展紧密相关，后者的发展，不但为体育事业注入了新的强大动力，同时还带动了旅游、建筑、通讯、新闻出版等相关行业的发展，对拉动消费、扩大就业、优化产业结构发挥了积极作用，为经济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据统计，在我国东部沿海发达地区，体育产业增加值已经占当地国内生产总值的1%左右，体育产业的增长速度总体上也高于经济增长速度，为国民经济发展增添了新的亮点。而体育宣传工作，也真实记录下了我国体育事业发展的成就，弘扬了体育精神，普及了体育知识，丰富了群众文化生活，为体育发展做出了自己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