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殖民者的坚船利炮，打醒了康乾盛世的迷梦和高度自足的文化之后，中央帝国陷入了百年迷惘。五四运动以降，九十年间历次中西文化大辩论，无论是“汉语是否该拉丁化”，还是“中医算不算伪科学”，当事者在台前唾沫横飞激浊扬清，但背后无不暗自笼罩这种文化焦虑的阴影。

　　在这种焦虑中，有人主张“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自然也会有恨铁不成钢的激进主义者认为中国文化道统“一切皆错，满盘落索”。所以，汉字必须拉丁化，改用拼音书写，彻底摒弃仓颉造下的方块字。理由？因为洋人就是拼音文字，而洋人很强大。推而广之，需要用西方的标准，去重新扬弃沙汰中国传统的一切。合则留，不合则改造之。

　　从历史角度看，这当然有其先进性在，甚至当时中国不学习西方就无法救亡图存。但把这种思维推到极端，也同样会让人莫名其妙：以西方的“科学”标准来衡量，近似巫术的中医怎能算科学？面对同一种病症，不同的病人，中医可能开两种截然相反处方，这当然会让崇尚“猜想——实验——重复实验——确论”科学模式的西医抓狂。但是，谁又能斩钉截铁地说，人类的科学，只能用西方的这套来定义？

　　今天的WMA武术联赛，尴尬也正源于中西文化的世纪撕扯。武术本是中国文化传统的一个方面，但WMA却偏要一种西方化的竞技模式去包装：两人对战，计分计点，分多者胜，甚至连出场方式都把重量级拳击争霸赛或者世界摔跤大赛的派头学了个十足。

　　可中国武术，哪有“计分计点”的传统？西方文明才重视数量细节，讲究精确计算。今天，你到希腊古奥林匹亚的博物馆里去，还能查到数千年前古奥运会的赛跑成绩纪录。但中国的武术史料绝不会记载黄飞鸿大战“鬼脚七”时，总共出了几拳，分别击中了面门、胸膛或小腹多少次，每次出拳的最高时速又是多少。

　　西方文明源于希腊罗马，城邦国家林立的政治现实让西方文化的竞争性极为强烈。《剑桥战争史》就说：“西方的历史……都是以强硬的、野心勃勃的大国们为争夺控制权而展开的竞争为中心。”反映到竞技体育上，拳击、摔跤这种两人对打的项目非常得到推崇，在某种程度上这也体现了西方文明对暴力的潜意识热爱。

　　但中国武术文化不是这样的，一顶“侠之大者，为国为民”的高帽子，首先就排除了个人英雄主义：不是你打死的人越多，打倒的人越多，你就越牛逼，止戈方为武，你打得再好，肌肉再发达，不过是个“一人敌”的莽夫而已，惟仁者无敌天下。

　　中国史书上的武艺较量，常常不是两个人过招，而是各自射箭或者举石头，不直接身体接触。像古龙小说中那样高手立在当地，目光所及胜负立判，在中国武术文化中，自然远胜于WMA那种互相推来搡去的蠢笨。归根结底，西方文明重写实重实效，中华文化重写意重美感，这是西式WMA无法回避的中国情意结。

　　有人说，像武侠小说中那样的武术本就是不存在的。但哲人说：“天地之间最没有常识的一件事，就是认为别人没有常识。”你怎么知道观众不满WMA，只是因为没出现飞檐走壁？好莱坞影片王子公主总是快乐到永远，观影者又何尝不知道生活中的爱情其实只有琐碎、无聊和艰辛？问题不正在于：观众需要的其实只是一场能令他投入的白日梦般娱乐，而不是无趣的写实？

　　WMA推广武术其心可嘉，但让黄飞鸿穿着西服打拳，从一开始就让人觉得拧巴。知其不可为而为之，倒也是一种壮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