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改变自己的命运，姑娘训练得格外认真

　　阶梯，伸向另一种生活。这个夏天，印度的女子拳击营在各地展开。在被确认成为2012年伦敦奥运正式比赛项目后，这些不寻常的姑娘们，更理直气壮地憧憬起另一种人生。重重地出拳，每一击，都是攀登，另一头是美丽的新生。

　　冲破旧世俗

　　加尔各答南部基德布尔区，在地铁站附近，有一座残败的市政公园。公园没有标识，葱郁的大树将其严严实实地遮盖，没有人留意这里是印度女子拳击的发源地。

　　进入拳击场地以前，她们全都跪倒在地深深叩首。糖果店老板的女儿，正解开她的右拳套；建筑工人的女儿，倚靠在围绳上，汗一颗一颗滴落面颊；一个来自当地的矮个姑娘，眼神坚定。她跳跃，她低头躲避，像螳螂一样敏捷。为了训练，她错过了姐姐的婚礼。公园的遮阳棚下，标准的拳击场被生锈的栏杆围起来。炎炎烈日下，姑娘们练得正欢。

　　在印度，男尊女卑仍是最普遍的世俗传统。姑娘们为了能够实现自己的梦想，必须跨过一个又一个障碍。赫曼·尤吉莎的父亲是个庄稼人，16岁时她为了参加生平第一个拳击营不得不离家出走。“当时我的父亲盛怒之下带着家人来找我。当我坚持不肯回家后，他告诉我以后不用再回去了。”不过当赫曼带着第一枚全国冠军金牌回家时，等待她的是校友们的花环和欢呼，以及父亲的谅解。

　　班尼维尔来自哈里亚纳，那里是地下堕胎机构云集的地方。很多怀了女婴的妈妈，都会去那里非法堕胎。班尼维尔是个穆斯林，她的妈妈只要离开家就会穿上长袍，“开始练习拳击的时候，我不得不承受来自邻居们的压力，特别是那些男人的批评。”她走在路上常常会被人扔臭鸡蛋，“我不得不面对那些奚落和嘲讽。”不过随着班尼维尔越来越多地出现在报章杂志上，她练拳的事实渐渐被人们接受。

　　每天都吃肉

　　在印度，最出名的女拳手是27岁的玛丽·孔姆。自从2001年国际拳击联合会举办女子世锦赛以来，孔姆已经获得过4枚拳击金牌。“女子拳击进入奥运会，对我来说便是最大的梦想即将得以实现了。”

　　孔姆刚从北京集训回来。“在中国，哪怕是普通的教练，都非常健壮。”让孔姆印象深刻的，是一日三餐的伙食，“她们早餐，午餐和晚餐都会供应肉。这大概就是为什么中国选手身体条件更出众的原因。”印度的女子拳击，政府给予的资金支持非常有限。在普通的训练营中一天只有一餐荤食，有肉或者鱼。运动员需要手洗自己的所有衣物。拳手们最怕的就是受伤，因为没有专业的治疗师为她们服务。

　　不过即便这样，印度女子拳击仍在蓬勃的发展。在去年的中国宁波世锦赛上，东道主获得11枚奖牌，俄罗斯5枚，印度4枚。有时当地一些热心人会组织女子拳击表演，以此创收贴补训练和比赛的费用。孔姆非常感慨：“比起我的姐妹们，我的条件已算优越。她们很多人，除了练拳，同时还不能遗忘家务。常常丈夫吃完了，她们才能吃剩下的饭菜，很多人的体重都不能达标。”

　　以班尼维尔为例，她不足46公斤。而参加奥运会最轻量级比赛的达标体重为48公斤。为此她所能做的只是祈祷，“我每天都做祷告，希望上天能够保佑我变得更结实，这样我才有机会参加奥运会。”

　　谋份好工作

　　对大多数练拳的姑娘来说，参加奥运会是个太大太不现实的目标。她们中的相当一部分人，只是为了谋得一份稳定的工作。

　　赫曼和其他姐妹一样，视打拳为通往中产阶级生活的入场券。印度政府向表现突出的运动员奖励方案之一，便是一份稳定的工作，通常在警察或铁路部门任职。“这是所有人都梦寐以求的机会。和奥运会相比，这更实际也更贴近。”没有拳击的生活会是怎样的光景？赫曼不作任何思考，“那只能呆在家里，照看家里的两头奶牛，一群弟弟妹妹。然后结婚生子，干不完的家务，成为某个男人的附属品……”

　　对于更多人来说，拳击带来更确凿的一种价值扭转——自信，自我实现。乌莎·纳吉塞蒂24岁，她在博帕尔的训练营练习。“谁是乌莎？离开了拳台，没有人知道我是谁。我很胖，读书也不在行。我几乎看不到自己的位置，直到走上拳台。”这是一种特殊的选择，“我们从小被教育如何织补，如何做饭。但现在，我们也可以独立谋生。一个自立的女子，才会拥有一个好家庭，好男人。”

　　她们不会人人都站到奥林匹克的舞台上。但这方拳台，已是她们勇敢的战场，击打偏见，躲避陈腐，为自己的新生活——出拳。

　　本报记者华心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