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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徐济成这一年】

　　奥运身份：北京奥组委媒体运行部副部长、主新闻中心处处长

　　徐济成：圈内人都叫他“大徐”，绰号的由来和他的个子有关，1.9米的身高在普通人行列中显得“卓尔不凡”，而另一个相关就是他的专业，作为央视NBA的著名解说顾问，徐济成有了个和篮球队员一样的称呼方式——“大徐”。

　　担任了几十年的体育记者直至当上新华社体育部的主管，北京奥运期间，他从一个记者变成了“管记者”的人。

　　回忆起一年前那四十多天（包括残奥会）的“部长生涯”，已经回归到新华社本职工作的大徐仍然是意犹未尽，他“毫不谦虚”地给自己的团队打分“99分”，“几个例子可以看出，北京奥运会光持证记者就有24000多人，而残奥会也有6500人，这些数据都创造了奥运历史的纪录。但在奥运期间，媒体报道方面没有发生什么纰漏。”徐济成的不谦虚有道理，在以往几届奥运会上，连续发生过奥运会期间记者劳累过度猝死的悲剧，2004年雅典奥运会开幕式上，一名中国记者就猝死在体育场内。而此次如此庞大的媒体队伍记者们在北京奥运期间“安然无恙”，新闻中心内没有发生任何类似停电的事故，这让徐济成感到很欣慰。“这些的由来完全是靠团队协作的结果”，徐济成介绍道，在国内的大型比赛或活动很少有像奥运会这样的媒体竞争激烈程度，作为记者，徐济成参加过4届奥运会的报道，每届奥运会期间他都要碰到被玻璃门撞到受伤的记者。“有的撞掉门牙，有的撞肿了脸，有的从各处楼梯上摔下去的记者，为什么会出现这个情况，就是因为奥运新闻都是按秒来抢着发的，时效是所有奥运记者的第一要求”。对于这种情况，徐济成和他的团队刚上手时还有些陌生，有些工作人员认为服务好记者就是“好吃好喝好招待”，他们的工作从每一个细节开始入手。怎么让楼梯处的“提醒”能醒目，什么时间提供茶点适合工作，一些冷门比赛项目的资料如何搜集和翻译……

　　徐济成介绍说，奥运期间由于在各个场馆奔波采访的体力消耗和截稿时间的压力，记者是奥运会期间最紧张、最疲劳、最敏感、最易抱怨和有最多需求的群体。而记者手中的笔和键盘又直接决定着奥运会是否成功。这对奥组委新闻部门来说，绝对是一场考验。

　　而当了半辈子记者的大徐从记者的角度来看，认为北京奥运会对中国媒体来说是一瓶催化剂，使得中国记者职业化和专业化的程度迅速加深。他讲了一个例子，很多国内的奥运注册记者到新闻中心后，都是感叹“条件太好了”，觉得发稿方便、环境舒适，而在一旁的外国通讯社记者则显得习以为常。“我们以前发布新闻都是行政式的，大家拿笔记一记，然后发个材料，针对的以纸媒为主，而对记者的服务也非常有限。而在奥运会上，新闻是需要非常‘新鲜’的，所以保证记者采写的新闻第一时间发出去就是对他最好的服务。”

　　大徐说，奥运报道的专业化程度很高，这像是对中国媒体进行了一次“加强班”的训练。“拿一个最简单的例子来说，《媒体技术手册》在国内一些活动中可能是简单的一页纸，没有多少技术含量的东西，而奥组委的《媒体技术手册》规定的对媒体的服务有上千项，每一项都要落实，这样才能保证媒体的顺利报道，这就像工厂一样，一个流水线都是标准件出来的，服务标准和内容都一样。”

　　大徐认为，奥运留给中国在媒体方面最大的遗产是对媒体报道的心态。徐济成说，以前我国政府对记者的管理相对比较严格，一些记者采访受到一些限制。但在奥运期间，政府显得很有自信，记者（无论国内或国外）想采访谁，只要被采访人同意就行，这一点与世界同步。事实证明，并没有因为这样就增多了西方国家对中国的负面报道，相反，对中国理解和支持的声音多了。

　　政府对媒体除了管理之外，多了一份服务的心态，这一点进步大徐觉得弥足珍贵。而国内记者的素质也让大徐刮目相看，在奥运会赛场，很多来自地方媒体的记者非常注重自己的形象，满嘴外语，采访有条不紊，通过这些记者，大徐觉得中国的体育媒体运行和体育报道，通过北京奥运会这瓶催化剂得到质的提升。

　　本报记者 刘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