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10日，是西藏登山学校建校10周年的日子。

　　6年前，坐在记者面前的西藏登山学校校长尼玛次仁，看起来还有点腼腆、羞涩，那时他第一次登顶珠穆朗玛峰，开始在登山界崭露头角。6年后，他经历了北京奥运会珠峰火炬传递的洗礼，成为西藏登山队的队长，被誉为中国的“登山教父”。他精心打造的西藏登山学校历经10年风雨，已成为中国登山健儿的摇篮，打破了外国高山服务人员长期垄断国内高山探险服务行业的局面。对于尼玛来说，他为雪山而生，为中国登山事业而生。他所要做的，就是用一生来守望雪山。再次坐在记者面前的尼玛，沉稳持重，运筹帷幄，向记者娓娓道来他的登山，他的学校，他的学生，他的未来。

　　随时面对死亡威胁

　　如今，大家都称您为登山教父，对此您怎么看？

　　我个人一直不这么认为，这毕竟有点过吧。（笑）

　　那您喜欢别人怎么称呼您呢？

　　还是校长吧。把这些小孩子培养出来，我感到很欣慰。

　　听说您曾是射箭运动员?

　　我老家在昌都，父亲去世得早。我很小就上山砍柴，从小就热爱雪山，希望当一名登山运动员。雪山神秘而美丽，在雪山中，人与人没有隔阂。”后来没当成登山运动员，却被射箭队留了下来，当了射箭运动员。但我登山的梦想还在，我刻苦学习英语，从另一个渠道来接近登山。终于，体育局领导看到我的英语特长，1989年把我转到了西藏登山协会工作，担任进山翻译联络官。从此，我总算和登山搭上了界。

　　您反复说过，登山是一个高危的行业，那您为何如此执著呢？

　　雪山神秘而美丽，永远给人诱惑。登山是高危的，但危险又是可控的。要更安全地登山，就必须有组织能力强的人才队伍。西藏有这么丰富的登山资源，因此需要有高素质的登山服务的人才队伍。现在登山很普及了，这和西藏登山学校有很大关系。想到这个，我就很欣慰。

　　您提到过1994年是您的人生转折点，那次随西藏登山队去阿尔卑斯山考察，使您对登山有了新的认识？

　　对，那次登山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我觉得法国的登山特别完善，滑雪、攀冰、攀岩都做得很专业。法国之行使我对登山的意义有了深层次的认识。当时中国还没有自己的高山服务，所以我提出来，要培养中国自己的高海拔的协作人员。法国回来后，我就招收了11个学生，准备办培训班。后来，这11个人都成了翻译。

　　能不能说说你在登山中遇到过的危险？

　　登山哪有不危险、不受伤的？选择了这个事业就要随时面对死亡。我最严重的一次受伤是在法国。2000年，我在那里学习向导。一天，我充当向导，带法国教练外出攀登cosmic山。回来的路上，路很陡，没有固定的绳索，只能充分利用当地的岩石去保护。结果一不小心，从4米多高的岩石上摔下来了，幸亏教练及时保护住了，要不然就没命了。当时我昏迷了30多分钟吧，醒过来一看全是老外，我都想不起来是在什么地方了。后来右耳后缝了8针。

　　2003年，您首次登上珠峰，后来又登过吗？

　　登过。这6年里，我个人两次登顶珠峰。还一个人上过8500，这比登顶的难度还大。我当时想登珠峰，简直是生死不顾。（笑）当然，最让我高兴的还是这些年，学校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学生们都成长起来了。

　　北京奥运会珠烽火炬传递，您是第三棒火炬手？

　　对，但我更高兴的是我的6名学生也承担了登顶的任务。次仁旺姆是最后一棒。

　　当时您还是新华社的特约记者，做记者的感觉如何？

　　就是拍照片，没有什么特别感觉。不过，我去年的一组照片获得珠烽全国摄影大奖赛金奖，还是很高兴。

　　365行从此多了一行

　　6年前我采访您时，您曾说，不出几年，你将培养出中国的夏尔巴，这个目标实现了吗？

　　（笑）实现了。2005年第一批学员毕业时就实现了。如今，已经毕业了4批学员。他们登山技能全面性更强，但服务意识可能还差点。这方面还需要提高。10年过去了，学校已培养了150多人，不少学员成为了登山界的精英。像奥运火炬珠峰传递的最后一棒，被誉为“圣女”的那姆次仁，她就是学校的第三届学员。

　　您曾开玩笑说，如果没有登山学校，很多学生可能还在种田。登山学校使一大批孩子有机会接触了世界，接触了另一种生活。

　　他们开阔了眼界，找到了一个理想的职业。天时地利人和使得这个学校顺利建立、发展，使高山探险、高山协作这个职业成为可能。365行从此又多了一行。（笑）

　　参加珠峰圣火传递的次仁旺姆说，您就像她的父亲。很多孩子也有相同的看法，您是如何扮演父亲角色的？

　　学生们心里都有这种感觉吧。学校是全免费的，吃喝拉撒睡都要管，他们产生这种感觉很正常。其实，我倒是把他们当成弟弟妹妹（笑），你看我也不老吧？

　　不过，登山学校的管理非常严格。听说您曾“挥泪斩马谡”？

　　生活上我关心他们，但学校的管理上不严不行呀。在学校里面，我非常严格。学校有很多规定，比如不能抽烟、不能喝酒、不能谈恋爱。以前有个班长，我发现他抽烟后，就把他开除了。当时他们同乡的人都跪下来求我把他留下来，但我觉得不能开这个口子，还是把他开除了。因为我们长期在高海拔工作，肺非常重要，而抽烟是有损肺功能的。

　　一个双赢的选择

　　奥索卡是学校的重要合作伙伴，您是如何和他们结缘的？

　　说起来很巧。1998年年底的时候，奥索卡总裁汉斯到西藏来参加一个徒步活动，我做他的英文翻译。我们俩在活动途中聊起办学校的事情，汉斯敏感地认识到，这是在中国推广登山运动、进而推广奥索卡产品的好机会。于是，我俩一拍即合，奥索卡就成了我们重要的赞助商。

　　奥索卡对学校乃至中国的登山都给予了巨大支持，您如何评价？

　　汉斯特别有眼光。如今登山学校和奥索卡实现了双赢。可以说，就是因为汉斯有这个眼光，中国的登山事业有这么大的发展。而奥索卡也成为了国内户外品牌的佼佼者。

　　夫人全力支持他

　　关于您的登山经历报道颇多，但很多读者还很关心他们心目中的英雄的日常生活，能否介绍一下您的家庭？

　　我夫人在民航局做地勤。是在西藏大学认识的，当时我去她班里研修。后来带团出国经常见面，一来二去就……哈哈。

　　您夫人支持您登山吗？

　　支持。一直支持。法国受伤回来后，她吓了一大跳。但我也没讲得太细，再加上手术又做得很成功，我的伤口基本看不出来，所以她也继续支持。

　　您女儿都15岁了，您希望她踏上登山之途吗？

　　她肯定不会登山，因为她不爱运动。

　　注意到一个有意思的现象：您的车号是8848，手机号也是8848？

　　对，网站也是8848，办公室座机也是。这表示，我站在了8848米的高峰上。

　　除了登山，您还有什么业余爱好呢？

　　最喜欢的是摄影。登山的时候，在大本营喜欢聊天、听音乐、写日记。

　　继续传播登山文化

　　您对学校有何展望？

　　去年在学校建了登山博物馆，这实现了我的最大愿望。下一步要继续传播登山文化，普及高山探险。登山是不分年龄层次的运动，很多人可投入，走进大自然，欣赏不同高度上不同的风光。

　　如今您还是西藏登山队的队长，您的舞台更宽更大了。

　　担子更重了。西藏登山队是体育战线的一面旗帜。我要接好这个班。接下来我要做好几件事，一是普及、推广、引导中国的登山运动，尤其是高山运动。五一和十一的登山大会就是一个平台，引领全国的登山爱好者加入高山探险。二是加强培训，让更多的人了解高海拔登山。三是建立救援体系。喜马拉雅登山沿线很长，没有完善的救援体系。现在，学校和登山队已经间接地从事这项工作。四是要开发山峰，利用山峰资源。

　　很多山友都视您为偶像，您对他们有何寄语？

　　中国的高山探险起步晚。业余登山者，应多参与培训，基本功要扎实。我带队时有时候发现有些业余登山者会犯一些低级的错误。其实，风险是可以控制的。中国的山友们，千万别急于求成。

　　本报记者 刘垚 文并摄J15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