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乒乓球这个行业里，我和老徐并肩作战整整半个世纪，互相之间非常了解。实事求是地讲，在中国乒乓球历史上，除了第一个获得世界冠军的容国团之外，这么多年来老徐对中国乒乓球的贡献和功劳应该是最大的。

　　我比老徐小4岁，从1958年我进入上海队，我们俩就在一起，1958年的年底又一起到了北京，他进国家队，我进青年队。1960年，准备第26届世乒赛的时候我也到了国家队，我们一起参加了3届世界比赛。他退役之后先当了教练，我那时候还是队员，算是他的部下，后来我接他班。文革之后，我们俩先后离开乒乓球队做行政工作，他先到体委国际司，我到训练局，后来又先后在国家体委担任领导职务，但我们始终没有离开过乒乓球，在乒乓球这个行业里一直是志同道合的战友。

　　一起在国家队打球时，我最深的体会是他对战友们非常真诚。在我们那个年代经常开总结会，赢了球也要总结，还要讲不足，总结会要求比较严，自己谈完以后，大家要提意见。老徐这个人比较真诚、坦率，有什么意见和看法都能够毫无保留地谈出来。记得第26届世乒赛之后，我们在国内跟日本队打了一场交流赛，1962年我们又访问日本，回来开总结会时，他给我提了一些意见，讲得比较尖锐，认为我的打法打日本还有一些欠缺的地方，我当时听了以后，心里不太舒服。当时日本队是我们最主要的对手，世界比赛如果碰上日本队，第一、二号用庄则栋和张燮林基本是没什么争议，第三号有可能在我和他之间选择。在这种情况下，他提这样的意见，我不太能够接受。但是过了几年，大家在一起共事以后，我感觉到当时我的想法是不对的。当时我们俩是一种竞争的关系，他完全可以不发言，你有什么问题，有什么不足，他可以不说。有的人甚至心里还会这么想：你成不了，对我才好呢。但他没有考虑我们俩之间的个人利益之争，提意见完全是出于好意，是希望我能够提高、进步，这一点不是一般人能做到的，很不容易。

　　到了第28届世乒赛，男团决赛上庄则栋和张燮林基本定了，第三个人出谁？领导征求老徐的意见。当时他说：“出我比较稳，出周兰荪比较凶，出李富荣又稳又凶。”那肯定教练要用又稳又凶。他完全可以说，他也可以上，或者讲得活一点，各有利弊之类的。但是在这样的关键时刻，他能从全队的利益去考虑，客观地发表意见。他讲得很明确，也比较有倾向性，就是说我1965年的时候已经比较成熟，实际上就是推荐我上。他发表了这样的意见，最后教练研究后就让打了。从这两件事就能看出老徐这个人的为人处事，很真诚，也很公平和客观。

　　1978年陈先去世以后，老徐挑起了这个大梁，担任乒协主席。他这个人喜欢琢磨事，善于动脑子，点子比较多，经常有一些新的想法和思路。文化大革命后不久，欧洲人起来了，我们跟欧洲打有输有赢，在国内乒乓球界比较混乱的情况下，他提出了快、准、狠、变、转，在原有快攻的基础上再增加些新的东西，当时在国内乒坛引起了很多争议，有人认为加了转就不快了等等。当时我是比较支持他的，我觉得应该加，因为我当运动员的时候打快攻，后来我也练一板弧圈。我觉得老徐确实是一位优秀的领导人，在这个重要阶段中，他起到了掌舵的作用。关键的时候也很有魄力，包括让郗恩庭改反胶，让郭跃华改反胶，都是他提出来的，而且态度很坚决，没什么商量的，郭跃华你不改你就回去。郭跃华改了以后拿了世界比赛的单打冠军，实践证明他的想法是对的，任何一种先进的打法在一定时间内可以占得先机，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和技战术的发展，必须不断地充实、丰富、创新。

　　到了1989年，我们进入了低潮时期，快攻打法基本上进入了死胡同，我们在世界比赛中输给瑞典，丢了团体冠军，在这个时候他提出了直拍横打。说实在话，他提出来的时候我还不是很在意，没有觉得这一定是一个方向，就是觉得也可以试一试，没考虑得那么深、那么细，也没有抱很大的希望和信心。结果从刘国梁开始，到现在的马琳、王皓，一批直板选手出来了，都是在这种创新思路下面找到了新的发展空间。所以在这些大的方向性问题上，他作为中国乒协的主要领导，把握得非常好。很多人羡慕中国乒乓球界的氛围，这跟老徐的为人有很大关系，他心胸开阔，度量比较大，能团结大家，所以整体氛围一直不错。而我们俩之间的配合，可以说是天衣无缝。他负责大的方面，在发展方向上经常有新的思路，我负责具体抓队伍、训练和竞赛，在管理上要求比较严格。这么多年我们之所以一直配合得这么好，有两个非常重要的原因，一是我们都有很强的事业心和敬业精神，这是我们配合默契的基础，如果各想各的，或者掺杂了个人因素就很难办了。还有一个原因是我们从小在一起长大，虽然性格不太一样，但互相非常了解，彼此之间既信任又尊重，他非常支持我，我也很支持他。在一个体育项目中，两个领导人能够紧密地配合这么多年，可能唯有乒乓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