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最成功的事情，以及最失意的事情

　　——听徐寅生讲故事

　　■    文/特约记者 周到

　　3月7日下午，江苏太仓锦江饭店会议室，一阵热烈的掌声之后，两位守在音箱旁的记者甩了甩胳膊，他们举在手中的录音笔的屏幕上，显示出刚刚这段会议发言持续了1小时56分钟。这是当了三十多年中国乒协主席的徐寅生最后一次以乒协主席的身份讲话。虽然他一开始就强调自己不会说两三个小时，但是报告的长度依然与人们的预料相当。走下讲台，有人善意地笑他又讲了这么久，他很诧异：“两小时吗，我觉得也就一个小时而已。”在大家的哄笑声中，他坦然表白：“凡讲话的人，根本不会觉得自己讲得太长的。”

　　听徐寅生讲话其实是一种享受。从容的性格加上多年的领导生涯，让他深谙抑扬顿挫的讲话之道，他不急不徐的语句里，不仅有实质内容，每隔一段时间蹦出来的冷幽默还能让大家情绪振奋，然后继续听他娓娓道来。对于他来说，讲话只是表达意见的一种方式，至于这个场合有多大，与会的人有多少，倒不是特别重要。

　　徐寅生属虎，虎尽显王者风范，主宰一切。这个属相的人似乎喜欢把一切想要做的事情，自始至终都掌控在自己手中，直到成功。这样的性格，在听他讲故事的时候，能体会得更加明显。

　　会议结束，我见他谈兴正浓，便赶紧约了单独的采访，第一个问题就是问他：“您这几十年的乒乓生涯中，有哪些事情最成功、最得意？”他说：“当运动员比赛时赢球。比赛时的胜负，最能衡量是成功还是失败，看得见、摸得着。通过自己的努力，克服种种困难，在最重要的比赛中，战胜最难对付的外国选手，那是最得意的事情。”

　　见我有点疑惑不解，于是他打开了话盒子。

　　上了年纪的人有个最大的特点，讲起几十年前的事，如数家珍，记得比昨天刚刚发生的事还清晰。当徐寅生说起自己打球的情景，语速会加快，声音也洪亮。你只需静静地听，悄然流逝的时间，会以小时来计。

　　“1961年北京世乒赛，中国男队要夺取世界冠军，必须先战胜欧洲劲旅匈牙利队。在这以前，我与匈队老将西多的比赛成绩是一负一胜。从这以后，我一直针对他的打法来进行训练。除了苦练以外，也动了不少脑筋。”

　　也许是性格使然，徐寅生从不拒绝与外行对话。那些在专业人士眼中一目了然的技术动作，他会有意识地细细讲给我们这些当记者的外行听，以便让我们写出来的文章不致太不靠谱。

　　“西多是横拍削中反攻的打法。比赛中他用削球紧逼对方两大角，调动对手左右跑动，攻势减弱，然后他乘机上前反攻得分。还有一招就是发球抢攻。他发一个近网短球，对手回球稍高，他就抢攻。比赛中我吃了不少亏。于是我动脑筋、想对策。经过摸索和钻研，我采用手腕发力拧“螺丝球”的方法来接发球，这样打过去的球既不高且带旋转，使对手不易抢攻。我在侧身拉球时，稍许改变一下动作，使球拍击球点有了变化，拉出的球，看似侧上旋，其实是略带下旋。这种非正规动作是平时偶然运用中发现的。对手稍不注意，接球时就容易下网。这些技术都是一些小动作。世乒赛上，中匈两队相遇，争夺决赛权。我与西多比赛时，西多削球屡屡下网。我可以断定，西多输了球也没有搞明白其中的原因。”

　　这些细节，也许徐寅生曾经与一代又一代的年轻运动员讲过多次，有的只当故事听听而已，有的却从中得到启示，并有所发明，有所创新。

　　无独有偶。近年来，王皓的反手攻球，也能拉出类似的侧下旋球来。我国乒坛欣喜不已，认为是创新。问世不久，外国选手纷纷仿效。谈起此事，徐寅生在肯定表相的同时，难得一次夸奖了自己：“拉侧下旋，我在上个世纪60年代就会拉了。”

　　“北京世乒赛，中日团体决赛，我第一盘输给了木村。当时思想压力很大。第二盘碰到星野，又先输第一局。这时真是困难极了。幸好有教练的指点和全场观众的加油支持。我要求自己一定要坚持。经过努力我取得了胜利。最后一分还打出了难忘的‘十二大板’。”经典的“十二大板”故事，就这么轻飘飘地从徐寅生的言谈中流过。

　　“要说最得意的还是接下来对荻村的这场比赛。我思想上完全放开了，因此打得随心所欲，可以说到了自由王国的地步。21：5、21：7，两局球以悬殊的比分获胜。”

　　说到荻村，徐寅生似乎有些激动。

　　“上个世纪五十年代，日本是乒坛王国。1959年世乒赛，日本队获六项世界冠军。那个时候，中方有意邀请日本队访华，他们没来。到了1961年北京世乒赛，中国队荣获三项世界冠军，日本乒协才同意中日乒乓球队互访。在中国各地比赛中，老谋深算的荻村，一会儿用这个打法，一会儿用那个战术，一路上在摸索如何对付中国的快攻打法。1962年中国队回访日本，东京比赛荻村连胜李富荣和我，中国队以4：5输给日本队。这时，日本队成员向新闻界表示，‘我们找到了对付中国队的办法’。中国队刚获世界冠军不久，就输给了日本队，压力之大可想而知。以后的一年左右时间里，我和同伴们每天想的和练的，就是如何对付日本队，那真是一个球一个球地抠。功夫不负有心人，一年后，第27届布拉格世乒赛上，日本队扬言的对付中国的办法失灵，中国男队蝉联团体冠军。”

　　“乒乓球运动员平时练什么，比赛中怎样去克服困难，发挥出自己最高水平，教练员的指导作用固然重要，但最终靠运动员自己把握和努力。运动员一步一个脚印，一路走来，哪个走对了，哪个有失误，心里最为清楚。因此，当胜利来到时，感到非常踏实，也就特有成就感。”

　　听到这里，我才明白，一个曾经长期担任领导干部的人，最得意的事竟然是几十年当运动员的时候。而那些别人看起来更加辉煌的业绩，在他看来并不值得骄傲。

　　尽管如此，我本想请他讲讲在工作中有哪些成功和得意的事，但是他此时嗓子有些嘶哑，知道他正在感冒，于是就打消了念头。其实，有些事情我们做记者的都知道，徐寅生在担任国际乒联领导期间，包括任执委、副主席到主席，做了很多有成效的工作。

　　为了提高乒乓球比赛的观赏性，他提议把球加大。这项改革从请上海红双喜试制大球样品供各国运动员试打，到在苏州举办大球国际邀请赛，让优秀运动员进行比赛实践，中国乒协科研机构为大球提供各种技术数据，等等，徐寅生无不一一亲力亲为。他还建议世界锦标赛用企业冠名赞助的办法，为国际乒联开辟了新的财源，并亲自为世乒赛物色和推荐中国的企业，天津大维成了首家为世乒赛冠名的赞助商，等等。他不讲空话，喜欢干实事，一抓到底，干成一件就是一件。

　　徐寅生见我不再发问，倒反过来问我：“你怎么尽要我讲好的，不问我有哪些失意的事？”既然这样，我就顺水推舟。

　　“要说最失意的事，那就是萨拉热窝的第32届世乒赛，我是男队教练，中国队对瑞典队比赛，我启用的一名年轻队员，一人连输三场，中国队最终以4比5输给对方。这次世乒赛最后阶段是由四个小组的第一名进行循环比赛来决定名次，结果是中国队和瑞典队同样各输一场。由于中国队负于瑞典队，最后瑞典队获团体冠军。作为教练，负责用兵排阵，我用人不当，估计困难不足，因此导致团体失败，这是我最大的失误……”看得出来，徐寅生的心情有些沉重。尽管这是三十多年前发生的事情，我本想用什么话来宽慰他几句，或者把话题转移到别的地方去。不料，徐寅生突然冒出了一句：“唉，混混儿，没混好……”见我不明其意，徐寅生说：“原本我曾想过上另一名队员，但是没有去反复进行思考，权衡利弊。这是很费脑子的事情，我有想法，但下不了决心。另外，我要上老队员，要花很大力气去说服周围的人，这又是很困难的事情。人的惰性让我产生了侥幸取胜的想法。我想，上这名年轻队员，无论如何，总能混上一分，没想到他一人连丢三分。看来要做好事情，混混儿是不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