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画金昶伯



他留给中国人的经典印象

　　2008年冬日的北京，一个韩国人的背影或许是这一年值得留存的记忆片断。

　　对于很多中国人而言，这个身影与曲棍球不可分割，很多人了解这项陌生的运动，大多和这个韩国人的名字——金昶伯密切相关。

　　1999年，刚到中国的金昶伯带领中国女曲第一次获得了奥运会参赛资格，2000年悉尼奥运会，中国女曲获得第五名。此后，中国女曲先后获得冠军杯冠军、世界锦标赛第三名、雅典奥运会第四名，直至北京奥运会的亚军。曲棍球，这项原本冷僻的运动，在中国引发了前所未有的关注，中国女曲甚至成了近年来女排以外最能引发国人自豪感的集体项目。

　　整整九年，金昶伯是在中国坚持时间最长的外教。而中国人对他的特殊情感却绝不仅因为简单的数字成绩。

　　训练中“臭名昭著”的“魔鬼”做派，生活中无微不至的“慈父”关怀；九年来的“完全中国化”伴着其实丝毫未减的韩国男人的倔强好胜；既冷漠又充满热情，既谨慎低调又从不掩饰对胜利的强烈“野心”——不少看似矛盾的因素都在金昶伯身上同存。更让人叹服的是，这些组合的结果，让金昶伯成为一个现代社会少有的几乎完全符合东方道德标准的形象。

　　“魔鬼”与“慈父”

　　金昶伯最初为中国人了解的形象是“魔鬼教练”。

　　和一些外籍教练倡导“快乐体育”不同，上任不久，金昶伯就因为“残忍”的训练而蜚声中国体育圈。

　　比赛时，金昶伯喜欢在场边大声叫喊，中文中夹杂的那些韩语，都是骂人的话。国际曲联曾经多次对金昶伯提出过警告。坊间还不时传出老金打骂队员，与上级领导冲突的传闻。

　　“为了让所有队员按照我的训练思路走，训练一定是很严格的，有时候甚至很残忍。”金昶伯一向认为“理所当然”，“为了达到统一的目标，训练肯定是大强度，队员们也都讲我是一个魔鬼式的教练。”

　　尽管饱受争议，但老金对于自己的训练方法从未动摇。“队员们也说，‘好的教练’肯定不是‘好教练’，‘魔鬼’的教练成绩肯定不差。”

　　不过队员们可不是一开始就接受了他的“残忍”。“队员们的思想和我的训练方法还是有很大差异”，老金说。就连中方教练对于老金的一些做法也颇有微词。曲棍球部部长杨超坦言：“他刚开始的一些做法，我们从来没有经历过，所以也不是那么容易认同。”

　　关于老金的“残忍”，有这样一个“经典案例”：

　　奥运会前的集训运动量特别大。每次训练结束后，矮矮的三层楼竟成了对队员体能极限的挑战。不少运动员拄着棍上楼。一测CK(肌酸激酶)值，应在1000—2000之间，可女曲队员中最高的竟达到了5000。吓得随队官员偷偷给北京的科研人员打电话，怕练出人命来。直到专家说：“虽然疲劳，但不会有危险”，他们才放了心。

　　然而，“魔鬼”之外，金昶伯还有“慈父”形像。

　　比如说训练前玩捉迷藏，如果他找不到队员，那么训练就改为游戏。队里最常玩的是踢足球，倘若金老师这方输了，他就掏钱请队员看电影、吃冰淇淋，或者去姑娘们喜欢的麦当劳、肯德基。训练之外，金昶伯从来不上女孩们所在的楼层。他说：“让她们有点自己的空间。”为了方便队员找他，除了睡觉，他的房门总是敞开着。书桌上经常摆放着两盘零食，他自己从来不吃，这是专门为队员们准备的。

　　金昶伯记得每个队员的生日。他为队员买蛋糕，办庆祝仪式。平时金昶伯还会送衣服、防晒霜之类的小礼物，或者出钱请大家吃饭。

　　广州黄村训练基地是女曲的“大本营”，周围有许多特色餐馆。周末的时候，老金就和翻译一起去，在餐馆里和队员们假装偶遇，也是老金的一个招数。“其实早就安排好了的，还装作恰巧碰到，‘没想到你也来了，那我们一起坐下聊聊吧’。”

　　看着当时十八九岁的小姑娘们，一个个长成二十五六岁的老队员。老金很有感触：“特别是对那些当初一起熬过来的老队员，还是有特殊感情的。但是肯定不能表现出来，训练就是训练。”老金说得很认真。

　　事实上，这种“慈父”与“魔鬼”的因素也会在某个时候综合体现。

　　有一年队伍在旅顺集训。一次训练结束，老金对周婉锋、陈秋漪两名老队员提出批评，说她们一些细小的毛病迄今未改。老金说，你们只要拿出修眉毛、化眼妆的那种认真劲来，每天花个10分钟时间，这些技术上的细节，早就解决了。他板着脸越说越激动，训完话，已是正午，气冲冲地一人开车，径直回宾馆去了。

　　中饭没吃，下午3点照常训练，这是老金的习惯，也是他的可爱之处。这天的训练一直延续到晚上7点左右。旅顺港幽静的海边球场，早已凉意袭人。谁知老金又留下了上午的那几名队员，继续“训话”，足足半小时。他的脾气上来时，谁也不能劝，一劝如同火上浇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