球场暴力、“年龄争议”、“奖金风波”不时浮出水面，中国体育在“后北京奥运时代”不仅要维持荣耀，更要破解其中种种难题

　　□综合新华社报道

　　职业体育乱中求治

　　北京奥运会过后的第一个冬季，足球、篮球等项目的职业化联赛场内外新闻频出，中国足球的水平降至冰点，中超、CBA球场暴力却异常“升温”。再加上篮球的“年龄争议”、“凤铝事件”，一时间中国最有市场影响力的两大职业联赛双双陷入乱局。中国男足连亚洲二流地位都难以维持的惨状，让中国足球回归专业体制的呼声陡然高涨。进还是退，对于中国体育的职业化改革来说，成为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

　　北京体育大学副校长钟秉枢认为，走在职业化改革前沿的中国足球竞技水平的下降的确明显，但我们不应该简单地将其归咎为当初选择的职业化道路，而应回顾当初改革的初衷。钟秉枢说，1992年的“红山口会议”为足球职业化改革设定的任务是：为竞技体育推行协会制和实体化进行探索，初步形成产业机制。如今，新的体制已经初步建立，如果从这个角度说是达到了当初的目标，那么我们就应对当初订立的目标进行思考。

　　钟秉枢说：“竞技体育的重要目的是为国争光，而职业体系的建立并不是完全为了为国争光，俱乐部的利益也不是为国争光。用‘奥运争光计划’的目标和体系来管理职业体育，现在看来是不行的。走职业化道路更多的需要市场运行，更多的是做一个产业，它不可能完全为奥运争光服务，也不可能完全为全民健身服务。职业体育和为国争光有很大差异，应该说当初在这个问题上认识不足，也就是对利益多元化的认识不足。”钟秉枢认为，今天在足球等项目中出现的问题，不是职业化道路的错，而是在职业化道路发展过程中对一些问题的认识有偏差，对包括俱乐部在内的不同利益主体尊重不够。

　　2008年12月初，起步时间不长却已达到世界水准的中国女子网球也大胆开始了职业化改革的探索。郑洁、晏紫、李娜和彭帅四朵金花名正言顺地走上职业化道路，享受教练自主、奖金自主、参赛自主的充分自由，只需交纳收入的8%-12%并无条件参加国家队赛事。

　　这种新的模式和国际职业网坛的普遍操作接轨。运动员可以根据需要组建自己的团队，配备专门的经纪人、体能训练师、理疗师、陪练等。这些费用主要靠运动员个人来承担，而运动员对自己的参赛收入也有了更大的自主权。

　　钟秉枢说：“网球项目的改革是为适应网球职业化发展而采取的变化，它能更好地把为国争光和满足不同利益主体的需要结合起来，这是非常有益的探索和尝试。”

　　新陈代谢再战伦敦

　　12月8日，国家体育总局手曲棒垒运动管理中心传出重磅消息——率队夺得北京奥运会银牌的韩国功勋外教金昶伯不再担任中国女子曲棍球队主教练，双方长达9年的合作戛然而止。

　　金昶伯的离去为因北京奥运会而起的中国体育史上最为轰轰烈烈的“洋务运动”起了降调。在征战北京奥运会的中国代表团名单中，外教人数多达38名。至今为止，传出续约消息的仅有击剑项目的鲍埃尔。这场外教大潮来时汹涌，退时干脆，连金昶伯这样执教成绩和口碑都不错的也未能“幸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