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王鸿谅

　　4次公开庭审，只要说起儿子小高(化名)，母亲韩冬梅就会不自觉地语气激昂，法官需要屡屡中断程序，提示她回到法庭辩论的重点。这是一个母亲本能的悲愤，从3岁半开始练习体操的小高，经选拔进入北京市先农坛体校后仅1年零7个月，就被诊断出患上了严重的抑郁症，甚至离校出走企图自杀。因为家境拮据，这位并不懂法律的42岁下岗女工，只能自己充当代理人，试图为12岁的儿子讨回一个公道。

　　出走

　　小高的异常没能瞒过韩冬梅的眼睛。她在30岁上才得了这个儿子，因为是二胎，还被罚过一笔钱，不过圆了“要两个孩子”梦，心里还是美滋滋的。韩冬梅对两个孩子都看得很紧，尤其是儿子。原因也很简单，女儿按部就班地念书，是最寻常的成长路径，可儿子从3岁半开始练习体操，注定了做家长的要搭进去更多心力。

　　大约在今年4月，韩冬梅发现小高有奇怪的小动作，“不说话，用剪刀铰衣服，铰床单”。4月11日，她专门带着孩子到北京友谊医院去做检查，这是先农坛体校的定点医院。医生诊断小高属于“情绪障碍”，还专门通过医务科开出了转院证明，让小高去安定医院就诊。医生向韩冬梅解释，小高的病必须要看专科门诊，擅长精神类疾病的安定医院才是最佳选择。这是韩冬梅第一次知道，宝贝儿子居然患上了抑郁症。4月14日，韩冬梅带着儿子到了安定医院，心里隐约还有些期盼，可奇迹没有出现，检查结果和友谊医院一致。

　　抑郁症这种专有名词，韩冬梅起初并不太懂，她尽可能乐观地想，也许就是情绪不太好，慢慢地调整，应该很快就会好起来的。大约两周后，4月26日，周五，韩冬梅带着小高去安定医院复诊，病例记录上没有起色，“性情仍未好转”，他还是会间或重复那些危险的小动作。

　　接下来的4月29日是周一，在家里过完周末的小高照例要回到先农坛体校，开始新一周的训练和寄宿生活。这样的集体生活节奏，不到12岁的小高已经持续了5年多，从2003年被选入什刹海体校开始。那时候他才6岁半，不过已经在西城区体校练了3年体操。寄宿生活很简单，每天上午训练，下午上课，和其他家长一样，韩冬梅每周会去学校几次，带去换洗衣服，尽可能地料理一下孩子的生活起居。和西城区体校的时候相比，韩冬梅不用再每天接送，搭进去那么多的人工，可孩子不在眼前，终究还是担心的。家长们都如此，时间长了，才慢慢放下心来。2006年9月小高被选入先农坛体校之后，这种生活继续。如果不是发生了后来的种种意外，小高觉得，自己会继续这种生活节奏，一步一步走到实现梦想的地方——国家体操队。

　　周一下午结束训练的时间是18点，按照惯例，接下来小高要和队友们一起去食堂。可这天他觉得“心里很难受”，就一个人离开了学校。学校里没有人留意他的去向，直到差不多19点的时候，教练才发现小高不见了，于是赶紧打电话通知韩冬梅。韩冬梅一下就蒙了，迅速赶到学校，打电话报了警，又给几个认识的学生家长打电话，询问他们是否有小高的消息。几位热心的妈妈也打车赶来先农坛体校，帮着她一起找孩子。

　　天已经黑了，韩冬梅决定先去4楼的学生宿舍找找线索，“看孩子走的时候穿的是什么衣服，背了书包没有”。有6 名家长陪她一起上楼，先农坛体校的教练朱辉和书记胡秉臣也跟着跑了上去。这个四人间的宿舍韩冬梅来过很多次，可这次的情形让她很讶异，小高的东西乱七八糟，连书包里的书都被倒了出来。易柳(化名)是跟着上楼的家长之一，她和所有家长都听到了朱辉和胡秉臣对于这凌乱的解释，学校也是想找线索，所以翻了孩子的东西，发现孩子留下了一封信。韩冬梅激动地索要这封信，但校方告诉她们，信在保卫科。家长们于是决定更仔细地做一次搜寻，易柳是7位家长中最瘦的，所以由她爬到上铺小高的床上查找。易柳翻得很仔细，她从小高的褥子下面搜出了一个锯条，还注意到墙上写着一行字：“我怎么了，杨月山这么对我。”杨月山是小高刚进入先农坛体校时的教练，现在的先农坛体操队领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