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芬“奖金门”事件又有新的进展，在事件的关键点——5名奖金代领人中，有4人已证明为于芬领取了奖金并交到了本人手中，昨日，“第五人”吉勇打破沉默，他首次正式面对媒体，承认曾于2001年期间为于芬代领了4笔共13390元的奖金，并已交给于芬本人。随着关键证人吉勇的“翻供”，于芬和周继红的争执也愈演愈烈，昨天，于芬也在自己的博客中进行了回应。

　　吉勇翻供：钱我交给了于芬

　　此前于芬在各种公开场合都把当年在清华跳水队担任司机的吉勇作为“未领取奖金”的重要证人，并声称掌握了吉勇给她本人发送的手机短信、对话音频等重要证据，还说游泳中心账目中吉勇的领取签名涉嫌伪造。吉勇也是事件中唯一曝光名字的奖金代领人。吉勇表示，此前于芬曾在媒体面前把他列为“没有代领过奖金”的重要证人，是与事实不符的，自己从未主动为于芬作证。

　　吉勇说，“我当时只是跳水队一名工作人员，于芬教练让我去领钱我才能去，我只有听从领导的指派。这些奖金都是于芬所带的队员在2000年的比赛中获取的，在第二年发放，我领完后均如数交给了于芬。”

　　吉勇说不明白自己为何成了于芬的证人，“事情已经过去了7年，当年底我就离开了跳水队，我实在是记不太清了，最早游泳中心给我看的是签名复印件，我就没有贸然承认是自己所为。在有关方面作出了笔迹司法鉴定后，中心又在前天给我看了签名原件，我确认是自己所领。但我从来没有接触过媒体，和于芬在今年也仅有两次联系，很多话都是于芬自己说的，我从未为她做过证明。”

　　吉勇叙述了今年两次与于芬接触的具体过程，“4月份我接到于芬电话，问我是否在7年前为她代领过奖金。我当年去游泳中心办的事情很多，确实记不太清了，就告诉她没有领过。于芬就让我把这句话用短信的形式发给她，我照做了。6月份时她让我去她办公室，让我写一个书面的东西给她，我也没有多想就写了。想不到现在都成了证据，我也被卷了进来。至于音频什么的，我想可能是她做了录音。”

　　吉勇坦言自己并没有任何心理压力，他说：“我的心态非常平静，我只是想实事求是，协助大家早日查明事件真相，如果需要出庭作证的话我也会非常配合和支持。”

　　于芬回应：吉勇翻供站不住脚

　　于芬日前在博客中重申了自己的五点质疑，并表示除了吉勇之外，手上另有关键性证据将在法庭上向法官呈交：“吉勇现在说什么并不是事情的重点，真正的重点是于芬委托律师向国家体育总局监察局书面提出的5点质疑。为什么不公布与于芬奖金分配有关的全部奖金明细账目？奥委会奖励给跳水项目获得金牌的运动员及其教练员的奖金总额是多少？奖金的发放程序、发放人、代领人及相关单据，为什么不给作为举报人且明确提出质疑的于芬予以核对、说明？游泳中心公布的奖金计算账目不全面，有重大遗漏。为什么周吕鑫、林跃的奖金还没有发下来，另外劳丽诗的奖金为什么没有发到自己手上。希望国家体育总局监察局尽快就此给于芬书面答复。中国是个法制的国家，法律是讲求证据的，鉴于目前的情况，一些从未提及的关键证据我们会在法庭上向法官呈交。关于此事，律师和监察局已经做了进一步的交流，相信事件会日趋明朗化。”

　　于芬在博客中还进一步质疑了关于吉勇的司法鉴定的合法性：“对于吉勇的笔迹司法鉴定，只有进入司法程序，这个鉴定才具有法律效力。所以像游泳中心这样单方面进行的鉴定，在法庭上只具有参考价值，不能作为最终的证据。同时在没有收到我的委托书的情况下，跳水中心财务部门是无权将钱交由第三方转交给我的。没有我本人委托书、收据签字等证据，吉勇的话在法律上站不住脚。”

　　律师：翻供并非不利

　　王兆峰律师强调未来如果进入司法程序，官司的被告方只会是游泳中心。“我们是否上诉，什么时候上诉要尊重于芬教练的意愿，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我们不会告他们(即代领人)，我们始终直指游泳中心，游泳中心负有向代领人追查的责任。”

　　在今年4月2日，监察局向于芬教练出示了奖金代领人的签收字据等；并于4月9日，在电话中与于芬沟通了调查情况。“但这只是他们在向于芬教练调查求证，没有一个书面的调查过程和调查结果怎么能算是最终的回应呢？”王兆峰反问道。

　　“4月份时，监察局根本没有调查清楚。到了前几天吉勇才否定了之前的说法、承认代领了奖金嘛，这就说明当初的回复只是在了解情况，还在调查之中。”五个代领人之一的吉勇做出的最新证明，反倒成了于芬方面反击的有力证据，“等到监察局给了当事人一份书面的正式调查结果才算是真正的回应。”对于接下来是否转入到司法程序，王兆峰律师表示还要等等看。 赵晨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