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一个名叫川西秀的日本商人因中国改革开放而来到北京，承包了工人体育场塑胶跑道铺设的工程，由此将一个全新的运动——柔道推荐给了时任中国国家体委的领导人，体委领导接受了他的建议并授命时任运动司负责人郭仲恭作为柔道项目的负责人，1979年底，柔道正式从官方渠道进入中国。30年的改革开放进程中，中国发生着翻天覆地变化，中国柔道也发生着巨变。

　　从“授受不亲”到男陪女练

　　上世纪80年代中期，即使夏天穿着也以长袖、长裤居多，根本无法想象如今吊带背心、超短裙满街都是。那个年代，“男女授受不亲”，刻意保持着彼此的距离。但女子柔道队在成立之初就要“违规”——让男运动员加入女队，陪女队员训练。

　　这个规定一提出在整个柔道界甚至是交手项目界一石激起千层浪，各种批评声纷至沓来，还有各种阻挠力量纷纷压向这支刚成立的队伍。

　　郭仲恭顶着压力上，要求必须落实这一训练方式。四年后，中国就获得了世锦赛冠军，男陪女练也就成为中国女子柔道成功的重要经验。现任国家体育总局举摔柔中心副主任的宋兆年说，“中国柔道走了两个捷径：一个是创业初选了一批中国跤选手转行，第二个就是男陪女练。”

　　中国柔道队经过近30年发展，女队已达到了世界一流水平，其中最重要的成功经验就是“男陪女练”。男陪女练是乒乓球队的法宝之一，郭仲恭曾是国内非常优秀的乒乓球运动员，他将乒乓球的成功经验“嫁接”到女子柔道并坚定其发展方向。据宋兆年回忆说，柔道与中国跤最大的不同在于寝技，这也是男陪女练遭到反对的重要原因之一。一边是舆论压力、传统观念，一边是领导命令，尴尬不已的女选手最终选择了硬着头皮上。

　　现在，男陪练已经成为女队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对男陪练的要求也越来越高，从单纯的力量到现在的智力、技术、经验、体能等综合能力的高要求。重点队员的男陪练不再是轮换或者是单一的，而是由不同技术风格组成的团队，少则三两人，多则七八个。

　　从上下床铺到五星级公寓

　　30年历程中，柔道队搬了很多次家。1982年国家女子柔道队成立时住在北京西城体校的一个教室里，二三十人挤在一间屋里睡上下铺，队里只有十几套柔道服，常常是你摔完了脱下来我穿，我摔完了脱下来给她穿。之后，女子柔道队从西城体校搬到了空军俱乐部，之后到了空军大院，在由篮球馆改建的柔道馆冬天馆内温度仅有零上5摄氏度，光着脚训练的教练、队员脚都被冻裂了，后来不得不违背柔道项目的要求穿着袜子训练；再后来，国家队去了天津西青、北京顺义、北京木樨园、北京通县，最终搬进了奥体中心。

　　到了奥体中心，女队最初被安排在亚运会工人住的二层楼高的简易房里，那里最大的好处是每个房间都有独立的卫生间。其他方面很简陋：墙上的很多裂缝被掩盖在了报纸后面，很多扇窗户的裂缝都用胶带粘住，水泥地板因住的时间久了、拖的次数多了，表面非常光亮。

　　但不管住到哪里，柔道队的金牌从未少拿过。当然从那里走过的人都不会相信，那排简易房里住的竟然是连连获得世锦赛、世界杯、奥运会的冠军队。雅典奥运会前，时任国家体育总局局长袁伟民在看望柔道队时连连道歉，并允诺要给队伍寻找条件好的地方，却被柔道队婉拒了。北京奥运会前，柔道队搬进了竣工的奥体公寓，终于告别黑暗潮湿的简易房，搬进拥有大落地窗、铺着地毯、崭新的拥有网络的五星级公寓。

　　不光是国家队条件发生巨变，地方队也发生着巨变。当年北京队在通县体校的训练场是由6间平房改建的，横梁随时有掉下的可能，于是在中间加了一隔断，一支队被迫分在两个房间里练，教练不得不在墙上开一个小门，随时关注两边的训练情况。如今，北京队在木樨园的训练馆宽敞明亮，地板是国内最领先的弹簧地板……

　　国家的富强令柔道健儿尝到了甜头，胸前的五星红旗令他们在国际赛场上挺直了腰杆，中国柔道队不再是人人敢打的弱旅，现在，很多队伍都渴望能与高水平的中国女子柔道队交流、学习，中国柔协输送的30多名国际级裁判都成为裁判队伍的中坚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