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掌门人”是个颇具武侠色彩的称谓，不知何时盛行于中国体坛。无论是成就斐然的主教练，还是说一不二的领队，亦或是权倾一方的官员，统统被媒体称为“掌门人”。其实，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许多竞技项目的成就无不凝聚着“掌门人”的心血，但随着“掌门人”职能从只抓竞技转化成如今的大权独揽，人事争端和经济纠纷等丑闻也成了“掌门人”制度的附骨之蛆。在我国后奥运时代，中国体坛“掌门人”制度何去何从值得深思。

　　早期的“掌门人”不管财务

　　北京社会科学院体育研究员金汕介绍说，在上世纪50年代中国体坛就出现了所谓的“掌门人”。比如1951年成为中国足球队首任主教练的李凤楼。当时，李凤楼不仅要抓球队的日常训练和比赛，还要谋划中国足球的长远发展。后来曾任中国足协第一任主席的李凤楼，为新中国足球事业的创业作出了重要贡献。

　　金汕介绍，在计划经济时代，我国篮球、排球等运动项目中，像李凤楼这样的“创业型掌门人”并不少见，比如曾在上世纪七十年代起执教中国男篮十多年的钱澄海，还有一手将中国女排打造为世界劲旅、创造五连冠辉煌的袁伟民等。

　　这些“掌门人”大都是各运动项目的主教练，在训练计划安排、技战术制定、用人和后备人才培养等方面都是绝对权威，这为原本十分落后的中国竞技体育在短期内达到较高水平提供了高效率的工作机制。金汕表示：“从历史上看，掌门人为中国体坛创造的成绩是应该值得肯定的。反过来说，如果没有‘掌门人’制度，中国竞技体育的起步可能会遇到更多的困难和阻碍。”

　　其实，当时的“掌门人”制度与现代体育发达国家的操作方式很相似，比如著名足球教练穆里尼奥执教英超切尔西队时，球队的训练比赛都是他一人说了算，甚至在职权范围内可以疯狂挥霍，但俱乐部的经营却与他无关，而他的资金往来也受俱乐部董事会的监管。至少到上世纪八十年代末期，我国“掌门人”是基本上没有经济大权的。

　　金汕介绍，在计划经济时期，国家和地方各级政府重奖世界大赛冠军的现象还没有出现，各运动队也几乎没有商业赞助，除了国家下发的正常训练津贴和比赛奖金之外，运动队的财务状况非常简单，“掌门人”并不需要把精力花在财务管理上。

　　“掌门人”添了“脏活儿”

　　上世纪八十年代末期以后，我国体坛的“掌门人”逐渐进化，到现在，已集政策制定、技战术研究、人事管理甚至经纪人、CEO等角色为一身。金汕表示，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深入和市场经济的发展，竞技体育得到的发展资金、奖金、赞助金也越来越多。

　　在这一时期，出现了像中国乒乓球队蔡振华、羽毛球队李永波、射击队许海峰、体操队黄玉斌等少壮派大项目“掌门人”，也出现了像马俊仁这样靠女子中长跑这“一招儿鲜”而名满天下的传奇教练。

　　这一时期，中国的多数运动队都明确了总教练或主教练负责制，总教练或主教练的权力范围涵盖了全队的训练、竞赛、人事、财务等所有内容，但也相应的必须向上级主管单位对全队的运动成绩负直接责任。随着总教练或主教练的权力、责任同时被加大，“掌门人”的地位已经名副其实。

　　不过，在这一时期最引人关注的还是中国竞技体育成绩的大幅度提高。正如人们在奥运会上所看到的，在运动成绩上，大多数“掌门人”都交出了出色的答卷。

　　中国乒乓球队正是在蔡振华入主之后，真正确立了全球霸主地位；李永波则是在中国羽毛球队正处在危难之际执掌帅印，但他很快将羽毛球打造为中国军团在奥运会上的夺金大户。

　　在中国射击队、体操队，以及后来的跳水队，许海峰、黄玉斌、周继红等人均给人留下了精明强干的印象，中国军团在这些项目上的传统优势地位不断增强。

　　除了中国体操队曾在2004年奥运会上仅得1枚金牌而未能完成夺金任务外，在几个“掌门人”形象抢眼的运动项目上，近4届奥运会都顺利完成了夺金任务。蔡振华、李永波、黄玉斌、周继红等人的名望，对于中国观众来说远远超过很多奥运冠军。

　　而随着中国市场经济的发展，运动队或运动员获得世界大赛金牌、尤其是奥运会金牌后，得到的各类奖金也越来越多。各路商家也纷纷开始找中国优秀运动队或各项目体育明星代言产品，“掌门人”的日常工作中也就多了“分钱”这样的“脏活儿”。

　　各类纷争源于监督机制缺失

　　随着“掌门人”权利的增长，各运动项目中的人事斗争和经济纠纷也开始频频曝光。马俊仁与王军霞师徒反目；李永波与李矛的纠纷；周继红与田亮、于芬水火不能相容……

　　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我国著名女子中长跑选手王军霞在退役后表示，自己与教练马俊仁因性格不和而分手。其实，当时王军霞不满马俊仁支配自己的奖金已经是公开的秘密。“马家军”掌门人马俊仁与自己培养成名的运动员，在奖金分配上产生无法弥补的分歧，并最终导致王军霞以退役的方式表示抗议。

　　此后不久，中国体坛又爆发了国家羽毛球队教练李矛等人举报总教练李永波账目不清一事。作为羽毛球队的“掌门人”，李永波手握经济大权，在奖金分配上的做法引起李矛等教练的不满，并最后告到了国家体育总局高层。这起争端以李矛等教练的下岗、出国而告终，也使得李矛这位培养出多名世界冠军的优秀教练，不得不在最近10年漂泊海外，无法为国效力。

　　周继红与田亮的恩怨在2004年雅典奥运会之后一直是体坛一大焦点事件。田亮作为一名世界级的跳水运动员，却遭到国家队的排斥，因为中国跳水队“掌门人”周继红对田亮不服从组织纪律的行为不满。在事件陷入僵局之际，舆论中有很多声音希望周继红能暂时以国家大局为重，搁置个人因素，重招田亮归队，田亮本人也多次表达回归国家队的心愿，并在全运会上以冠军的成绩证明了自己的实力，但事情的结果仍然是田亮不得不在竞技生涯的黄金期被迫退役。

　　今年以来，前国家跳水队副总教练于芬又公开检举周继红存在私吞奖金的问题，尽管国家体育总局官方已经发表了澄清声明，但于芬却希望借助法律手段查清跳水队账目的真相。

　　于芬的这一强硬立场在外界看来是向中国体坛的潜规则叫板。这个潜规则就是，某个运动项目的掌门人因为掌握着人事和经济大权，某些潜在的利益自然随之而来。

　　在吉林体育学院院长宋继新看来，“作为一个运动项目的掌舵者，即所谓的‘掌门人’不能过于追求利益感。”宋继新表示，由于现行的总教练、主教练负责制缺少监督机制，这就容易滋生出一些不良现象。

　　开始打破“家长制”传统模式

　　2004年雅典奥运会之后，从中国乒乓球队总教练岗位上卸任的蔡振华，开始尝试在乒乓球队实行教练竞聘制和运动员参加国际大赛的选拔制。

　　蔡振华当时表示，国乒队要打破“家长制”的传统模式，走科学、民主的发展之路。

　　率队参加北京奥运会的国乒男队主教练刘国梁、女队主教练施之皓均是在竞聘成功后走马上任的。同时，国乒队参加北京奥运会的男女各3名队员也都是在通过队内选拔赛和参考了队员的国际排名后获得的奥运资格。

　　尽管在外界看来，国乒队的做法形式大于内容，但这却是中国体坛“掌门人”制度可能走向终结的征兆。

　　在实行教练竞聘制和运动员参加国际大赛的选拔制之后，运动队的人事大权将不再属于某个个人，而改由考核方式实现，这将在很大程度上杜绝运动队“掌门人”滥用职权的状况发生。

　　据业内人士介绍，人事权对于一些运动项目的“掌门人”来说就是生财之道，由于国家队的所有运动员均来自地方队，而地方队都希望国家队能尽可能地使用自己输出的队员去参加奥运会，为了达到令国家队选派自己队员的目的，一些地方体育主管部门就会在奥运会前主动向掌握人事权的“掌门人”示好。

　　不过，教练竞聘制、运动员参加国际大赛实行选拔制等政策，目前还无法在中国彻底执行。

　　比如国乒队在实行运动员选拔制之余，仍保留教练员选派运动员的决定权；比如中国羽毛球队总教练李永波就公开表示，运动员选拔制在中国羽毛球队无法实行，因为中国羽毛球队为了尽最大可能战胜国际对手，就必须派最强的运动员出去比赛，而实行选拔制就很有可能出现这样的状况——通过选拔赛产生的运动员并不是最优秀的选手。

　　解决缺陷须完善举国体制

　　金汕表示，“掌门人”这个角色在中国体坛应当不会很快消失，因为事实证明“掌门人”这个制度是有成果的，在现在这个环境下，也会继续发挥作用。但“掌门人”制度的确暴露了一些弊端，尤其是在人事和财务问题上。

　　要规避这一弊端，宋继新认为，中国现行的举国体制就必须进一步完善。

　　“最近发生的于芬检举周继红这件事，表面看是经济纠纷，本质上反映的却是制度问题。”宋继新说，“中国代表团在北京奥运会上取得51枚金牌，这证明了举国体制的优势，但我们不能没有忧患意识，举国体制再有优势也需要完善。对‘掌门人’在人事、财务等方面没有监督机制，这肯定需要完善；各个运动项目管理中心的主要领导应转变意识，一些运动队的细节、具体的工作不是管理中心必须要管的事情，制定战略方针、掌握宏观大局才是管理中心主要领导应该思索的问题；另外，要让高校和社会力量参与到竞技体育中来，增强竞技体育人才的培养渠道和竞技人才选拔的竞争氛围，以此建设多元化的举国体制，也可以避免现在存在的一些制度缺陷。”

　　本报记者 慈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