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郭剑

　　今天上午，面对20多名特殊的客人，中国奥委会反兴奋剂委员会检查处处长刘长禄详细介绍了兴奋剂的检查程序，接下来这些客人还要参观中国反兴奋剂中心的办公区域和实验室。

　　这20多名客人来自非洲10多个国家的官方体育机构，其中级别最高的是所在国体育部副部长。他们到北京参加反兴奋剂培训已经1周，在此期间他们了解到北京奥运会时反兴奋剂中心工作的全部状态，也了解到中国政府打击使用违禁药物的坚定决心。

　　据国家体育总局官员介绍，这次非洲体育官员来北京参加反兴奋剂培训，全部由国家体育总局提供经费。

　　“这种交流和培训每年都由世界反兴奋剂机构负责推广，目的是在全球范围内提高反兴奋剂的意识和手段，效果很好。”该官员说，“参加培训的人对北京奥运会上只有9例兴奋剂阳性的结果都很惊讶。这是因为各国奥委会以及各单项组织之前的严查起了很大作用——大约30例阳性都是奥运会之前被查出来的，而且现在按照惯例将所有采样都寄回总部，这也说明，奥运会后的反兴奋剂工作并没有停下来。”

　　在被问及北京奥运会之后，反兴奋剂的力度会不会因为临时聘用人员的解散而受到影响时，反兴奋剂中心工作人员介绍说，临时聘用人员大部分只是在奥运会期间负责在各个赛场采样，奥运会后，中国兴奋剂检查工作仍将照常进行，“核心人力资源和检测设备都在进一步加强”。

　　“其实我们一点都没有放松工作，完全是按照之前制定的年度检查计划执行，只是检测密度不像奥运会期间那么大了，但今年也要有上百个比赛需要进行检测。”国家体育总局反兴奋剂中心副主任赵健说，“比如上周刚结束的北京马拉松赛，我们也进行了兴奋剂检测，国际田联就要求我们抽检12例。而在奥运会之后的赛外例行检测中，也查出了国内运动员使用违禁药物的案例。”

　　据记者了解，国内有健美运动员在奥运会之后被查出使用违禁药物，但由于公告尚未发出，因此媒体无法获知详情。赵健说，有些运动员以为奥运会后药物检查会变得松懈，这种想法“非常错误”，实际上不仅是职业运动员，业余运动员甚至体校队员都应当严格自律。

　　“比如马上就要开始的农运会，不包括职业运动员，但是也要加强对兴奋剂的检查。”赵健说。

　　第六届全国农运会将于10月26日至11月1日在福建省泉州市举办，这是北京奥运会后举办的第一个全国综合性运动会。

　　“国务院《反兴奋剂条例》规定，只要是省一级的运动会就要专设兴奋剂检测处，所以每届农运会都有兴奋剂检测，不过抽样不多。即便这样也查出过使用兴奋剂的，比如在游泳项目里。”赵健说，“以前农运会的问题主要出在身份认证上——常有假农民参加比赛，用药的问题并不突出。就算查出阳性结果，农民也不存在停赛问题，主要处罚是取消成绩、罚款和说服教育。”

　　“比农运会更麻烦的是兴奋剂问题历来最多的全运会。”赵健说，“每届全运会兴奋剂检测数量都要提高10％，明年全运会赛时检测数量最少会有2000例，可以肯定，还会有问题。”

　　由于全运会在中国体育界的特殊地位，运动员和教练员铤而走险的例子屡见不鲜。赵健认为，要想尽量减少用药运动员出现在全运会上，就要从现在起加强赛外检测。

　　“目前很多队伍都开始了冬训，这就需要我们的工作人员按照既定目标抽查。”赵健说，“现在国内宣传反兴奋剂的力度很大，但不排除某些人仍然存有侥幸心理。所以在检查之外，各级体育主管部门必须明确责任制，加强对教练和运动员的常识性教育，警告他们一定不能碰违禁药物。”

　　在北京奥运会备战时，国家体育总局要求各项目国家队实行责任承诺制，这在一定程度上控制了国家队运动员出现药物问题，但各省市的二线队和三线队在此方面的制度仍不完善，这也增加了反兴奋剂工作的难度。

　　“反兴奋剂中心不是一个盈利单位，主要靠国家行政拨发的专线经费来完成取样和检测，每年要检测近万例样本。”赵健说，“除了重点项目和重点运动员，我们还要加强对基层运动员的检查，争取从根本上形成一个严密的控制区域，以保证中国体育运动的健康发展。”

　　本报北京10月23日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