郎：那时候是挺紧张的，因为美国、日本当时是最强的，而我们基本上什么比赛都拿过金牌，就差奥运会的金牌，也可能是人生中惟一一次参加奥运会拿金牌的机会，无形中压力很大。

　　记：那几次比赛，你觉得自己发挥得好吗？

　　郎：预赛中输给美国，我觉得自己责任挺大，后面觉得想那么多也没用，袁导也给我做工作，我和张蓉芳一个房间，她也给我做工作解包袱。输了后反而没什么可惦记的，就打一场是一场，后面全都放开了。现在有好多老女排，美国排协，一年一次年会，经常在一起聊天。

　　记：她们对你当年有些什么样的印象？

　　郎：有时候逗我，说你还记得我这手吗？我说什么意思啊？装傻。她说我这只手专门拦你，你扣球我拦网。我说看看统计啊，你拦过几个球啊。

　　记：最早是宋世雄把你叫做铁榔头，你很不喜欢这名字？

　　郎：我说宋老师，你这个名字起得太刚了，怕我找不到对象啊。　　

　　为了钱打球的日子

　　1985年郎平从国家队退役，选择了读书。1987年她以留学生身份进入美国新墨西哥州大学，取得了体育管理系现代化专业硕士研究生学位。　　

　　记：退役后你没有马上选择做教练，或者走仕途，最主要的原因是什么？

　　郎：当时还是向往轻松一点的生活，我在国内比较有名气，在公共场合不是那么方便，正好有个机会，我就去了美国读书。

　　记：你觉得你的性格适合做官吗？

　　郎：不太适合。我觉得做官的人比较稳重，深沉，有策略，我是直来直去的人。起码当时我对做官不是特别感兴趣。

　　记：那时有什么苦闷吗？

　　郎：突然坐到了教室里，很难受，尤其是坐4个小时，回去还有很多功课，下午还要训练，蛮累的。

　　记：会不会想念比较单纯而又有压力的运动员生活？

　　郎：那么多年劲儿老绷着，每天球场、球场，感觉有点腻，一到球场一看到球，就觉得倒胃口。需要换一个环境。

　　记：1989年到意大利的俱乐部打球，那可能是在你的职业生涯中，第一次为了钱去打球，跟过去的心态有什么微妙的不同？

　　郎：两年没动了，伤病又比较重，不是每一场都能出席，球输了，老板那个脸就不对了。那种压力啊，人家付给我那么高的工资，我不给人家打好球，心里好像欠人家什么似的。

　　记：1995年回国家队当教练，很多人都劝你，功成名就了，海外生活也稳定了，何苦回来再经受这样的压力？你当时最主要的原因是什么？责任感吗？

　　郎：当时中国女排在世界大赛中，成绩不太理想，所以1994年底，主任找我谈话，问能不能回来执教，1996年就要奥运会了。我马上就回绝了，因为女儿太小，才两岁，而且我从没在这么困难时挑一个队起来，中国女排又是大家关注的球队，万一挑不好，这个责任我负不起。到了1995年初，还是希望我回去，老教练都出马了，希望我出来。商量来商量去，就回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