举国体制下的海外求学

　　据陈映红回忆，国际上进行跨国游泳训练的现象在当时并不算太普遍。与张琳同样在澳洲训练的国外运动员只有个别来自马来西亚和英国的，而且都是短期。

　　游泳中心主任李桦介绍，在中国，不仅国家队中安排海外交流项目，各省和民间也都会有一些与国外的交流合作，要出国训练，途径很多。

　　对于运动员的海外训练，官方显然持支持态度，认可这种方法对提高中国游泳选手成绩所发挥的作用。“总体上来说，我们在不断地吸取一些国外先进的东西。走出去、请进来，扩大对外交流，是一个趋势。”李桦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记者。

　　北京奥运结束之后的这些天来，就游泳项目的管理问题，国家体育总局方面一直在做深入总结，其中就包括如何更好地组织海外训练的问题。李桦认为，中国游泳运动员大规模留学的可能性必须根据不同的情况而定，关键在于，这种外出训练一定要“见到实效”。

　　对刘子歌海外训练这样的民间个人行为，官方显然更难干预。在金炜眼中，与官方途径相比，个人带队员出国训练不那么“敏感”：既避免了申请经费时繁琐的层层上报，也避免了压力。“(官方途径的海外训练)得花很多国家的钱，练不好了回来也没法交代”。

　　而从另一个角度来说，在中国目前的情况下，像刘子歌这样的运动员若要提高成绩，仅靠民间力量是远远不够的。金炜对《中国新闻周刊》的记者说，“我们对刘子歌的先期投入还可以，而到了后期，她的水平越来越高，训练所需的经费也越来越多，光靠俱乐部已经无法承担了。”

　　2004年，金炜带着刘子歌“投奔”上海队，后者在财力和物力上都给予了大力支持。“没有政府的投入，确确实实不行。” 金炜认为，国外体制固然有其优势，但中国举国体制的长处也是别国所无法比拟的，“出国训练会使队员更加珍惜国家给我们提供的条件。”

　　李桦告诉记者，在北京奥运会之后，举国体制这条“我们国家体育发展多年来的成功经验和重要途径”将跟“坚定不移反对兴奋剂”的态度一起，继续坚持下去。“2008以后，国家还会下大力气来抓游泳项目，这方面我觉得不会有什么问题。”他说。

　　而对包括公派、民间等形式各样的海外训练行为，李桦也表示，国家体育总局正在进行总结，“下一步，我们对这些行为要做一些具体的规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