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1年11月16日，中国女排荣获第三届世界杯冠军。黎启榕摄



邮电部于1981年12月21日发行《中国女排获第三届世界杯冠军》纪念邮票。

女排夺冠 那时的场面太狂热了

　　上世纪80年代中国体育的总体状况，就是小球都很不错，但是三大球不行。以前体育界的最高统帅贺龙元帅就说过，三大球不出线，死不瞑目。后来中国女排的轰动，正是由于她们率先从三大球的落后局面里冲出来了。

　　女排拿到世界冠军以后，获得了全国人民的热爱，人们对女排寄予厚望，给她们最高的待遇。我跟队员们到过北大一次，那个情景热烈啊，大学生们挤得鞋都掉了，路边河里漂着几十双鞋。人太多，我是被男排队员夹在胳膊底下带进去的，进了礼堂就找不到队员们了，只见东一个西一个，被学生们抬起来扔。“团结起来，振兴中华”这个口号，就是那时候学生们喊出来的。结果女排队员们说，下次赢了也不敢再来了，场面太狂热，输了更不敢来，肯定要踩成肉酱的。

　　这都与时代背景有关。要在“文革”时期，你家里有奖杯还得了？必须砸烂。整个国家刚从崩溃边缘走出来，社会兴奋点也少，碰到女排有比赛，全国人民都守在电视机前，感觉扬眉吐气。这是时代的脉搏，真实的反映。像我写女排的那篇报告文学《中国姑娘》，几乎所有的省级报刊都转载，电台也来回广播，现在最好的文学作品，也不可能出现当年那种情况了。

　　我去采访女排，也不是什么宣传任务。当时我是国家体委教育处的处长，主要管全国运动队的思想工作。当时了解到的情况是，女排和男足都可能会有突破，足球可能会冲出亚洲，女排就是可能拿到世界冠军。所以我就想，这两支队伍都有必要去了解一下，如果他们赢了，应该给全国人民一个交代，如果输了，也应该解释清楚为什么会输。抱着这样的想法，1981年，我就去了湖南郴州，女排正在那里训练。

　　到那里我就提出，可能会写一篇较长的文章。因为我感觉一般的新闻报道说明不了深层的问题，运动员的艰苦生活很难表现，只有报告文学，可以详细描写人物的内心世界。袁伟民就跟全体队员讲，鲁光同志是来检查我们工作的，但是他也打算写个文章，大家配合一下。总教练一说话，队员们都很配合，我就在郴州住了半个多月，边看她们训练边采访。

　　现在大家都知道，女排训练强度非常高，当时讲究“三从一大”，就是“从难、从严、从实战出发，进行大运动量训练”。60年代我们曾经请过日本的“魔鬼教练”大松博文，他的训练方法就是这样，把队员们练得死去活来，都吐了还要坚持练。到80年代，也是超负荷训练，到什么程度可以停，要凭教练的经验。运动员也接受这种理念，我在郴州看她们训练，陈忠和当时是助理教练，他就站在一个很高的凳子上往下使劲扣球，女排队员们都是闭着眼睛去接，因为疼啊，球打到哪都是青一块紫一块的。我采访时候问她们，队员们就说了，不这么练不行啊，你看苏联运动员就很有力量，大腿比我们腰都粗。

　　我被她们的拼搏精神感动，就写了《中国姑娘》，发在1981年第5期《当代》杂志上。后来女排夺冠是在11月的世界杯比赛，如果女排没有拿冠军，可能《中国姑娘》也就是一篇普通的文学作品了。夺冠之后一下轰动了，当时单行本第一版只印了5万册，结果还没上市就没了———全国妇联一下子要走两万册，然后新华书店内部职工分走很多，往各地书店运的路上还分掉很多，都到不了书店就分完了。

　　后来日本也出版《中国姑娘》，名字给改成《红色魔女》。我们曾经称日本女排是“东洋魔女”，现在他们把这称号还回来了。邓颖超看到了日文译本，就通过容国团联系我要中文版。当时我在上海，容国团给我打电话，说邓大姐要看这本书，你快给她找。我手里也只有两本，其中一本就送去给了邓颖超，另一本留存到现在。《中国姑娘》一时洛阳纸贵，这远远超出我的想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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