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青年作曲家的奥运之路：歌曲是传播理念的载体

　　时间过得真快，还有一个多月北京2008年奥运会就要开幕了。回想起1993年和2001年，我作为合唱团成员两次随北京奥申委赴摩纳哥及莫斯科的过程，仿佛就在昨日。当年那个14岁的小姑娘如今已为人母，十几年光阴流逝，我已获得了中央音乐学院作曲博士学位，奥运始终伴随着我的生活。

　　1993年，国际奥委会投票决定2000年奥运会主办地之前，我和其他11个中国女孩来到蒙特卡洛。在蒙特卡洛的海滩、广场，在国际奥委会的投票会议会场，我们一遍遍用不同的语言演唱20多个国家的民歌。我们的歌声打动过许多人，包括萨马兰奇。人们说“那是北京申办活动中最打动人的一个安排”。

　　9月23日投票前一刻，我们站在所有国际奥委会委员进入会场必经的大厅，一遍遍地用英文演唱《奥林匹克颂》……不知道站了多久，不知道唱了多少遍，萨马兰奇出现了。他站在那里，微笑着听了一会儿，然后踏着我们的歌声走进会场。

　　但是北京落选了。在会场里，人们听到了我们这12个中国女孩的哭声。当时，在我们单纯的心里，以为落选是因为我们表演得不好……

　　那之后，我们12个女孩，伴着在蒙特卡洛永不会磨灭的记忆长大，各奔东西。

　　当北京再次拉开申办奥运的序幕时，我已是中央音乐学院作曲系四年级的学生。2001年年初，我用了一个晚上，为再次申办奥运的北京写了一首歌——《新北京，新奥运》。已天各一方的12个女孩再次一起走进录音棚，唱起这首《新北京，新奥运》。

　　后来，我们将录制好的用中英文演唱的《新北京，新奥运》的CD寄给了当时所有的国际奥委会委员。2001年6月中旬，我接到北京奥申委的通知，和当年的伙伴刘明燕同中央音乐学院少年合唱团的8个女孩再组一个合唱团，到莫斯科去。从接到通知的那天直到7月7日出发，我和刘明燕天天带着8个女孩在中央音乐学院的一间排练室里排练。

　　刚到莫斯科时，何振梁先生对我说，这次可不许再哭了，要笑着回北京。我当时答应得好好的，但我没做到。

　　投票那天，我们守在中国驻莫斯科大使馆的一台电视机旁，电视机不大，屋子里人很多，当萨马兰奇口中吐出“北京”两个字的时候，我哭了，合唱团里的女孩们也跟着哭了，在场的很多人都哭了。我们一边流着泪，一边唱国歌。然后，我们笑了。我们在大使馆的欢庆酒会上表演，为国际奥委会委员举行的招待酒会上表演。快乐、兴奋使我们几乎通宵未眠。

　　因为感受了北京申奥的挫折与欢腾，我早已经将创作一首歌曲作为自己的心愿。既然我得到了别的孩子无法经历的机会，并且因此影响了我此后的道路，作为一个作曲家，我觉得有义务参与北京奥运歌曲创作，无论最后的结果如何。有幸的是，我为北京奥运创作的歌曲《人类竞赛》入围候选歌曲，这对我来说是个极大的鼓舞。

　　歌曲是传播理念的载体之一，奥运歌曲则是传颂奥林匹克的方式之一。北京奥运会歌曲的征集、评选，能够吸引到这么多专业和业余人士来创作、演唱，并在中国这片广袤的土地及百姓中间传播，这就是北京为什么会获得第二十九届奥运会举办权的最有说服力的理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