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尼羽球赛花絮：出租车价天文数字 中国记者"吃香"

　　记者毛偊雅加达报道 每次看到我递出钱包，让体育场里卖东西的小贩自己挑他要的钱，周围懂英语的记者就会问“第一次来雅加达吧”，得到我肯定的答案之后，他们总会拍着我的肩膀哈哈笑上一阵，然后再很严肃地说，“下次出门带上个计算器。”本着听人言，吃饱饭的道理，我虚心地接受了他们的建议，以后每次结账我都会直接递上手机，方便不懂英语的他们告诉我价码，也给我时间数清楚手中钞票上那让人看到眼晕的零———印尼盾的面值都很大，就我所看到的最小面额也有1000块，初来乍到的人很难搞清楚手中的钱到底是10万还是1万，而小商店里通常没有明码标价，结账的时候英语和印尼语鸡同鸭讲的情况经常发生，这时简单的阿拉伯数字就成了救星。

　　的确，回顾在雅加达的这几天，虽然因为赛事密集和独自出行不甚安全的流言，我除了机场、酒店、体育馆并没有去其他的地方，但还是深深感受到语言不通所带来的不便。

　　记得一下飞机，广播里就几乎都是印尼语，只有头顶的跑马灯告示牌上，有些挤在印尼语中间的英语提示。而除了签证官和换汇所的工作人员，机场的其他工作人员中也少有能听得懂英语的，于是在好不容易捡到了自家行李之后，我还作为目标物帮助其他同机飞过来的游客找到了自己的行李，“知道吗？刚才我们就一直跟着你，这果然是对的！”瑞典来的背包客在找到自己的大背囊之后，用非常兴奋的语气跟我汇报———因为穿着一件红衣服的我，坐在飞机的第一排，上上下下间居然被很多人记住了。而过了入境闸口，机场里居然没了英语告示！触目所及的都是些看不懂的印尼文，于是只能亦步亦趋地跟着人流在不大的机场里前进，继而努力寻找之前在新加坡被无数人推荐的金牌

出租车公司———蓝鸟，而这家公司之所以金牌，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们的司机都会说英语，而且据说“绝对不会拐卖独自出行的小姑娘”。于是当我终于在机场大门口，一排出租车公司的摊位中看到蓝鸟的标志时，我几乎是像飞一样地跑过去。然而，我还是失望了：虽然司机都懂英语，但是接待员中只有一位懂英语，而且她刚好已经下班了。不过万幸的是酒店的名字，熟悉业务的工作人员还是知道的，于是在叽里呱啦地跟我讲 完一通印尼语后，他们开心地在纸上写了个看起来像是个天文数字的出租车价———我的第一个29万……印尼盾就这样花了出去。

　　在新闻中心情况也和机场类似，一拨印尼记者中只有少数几个会说英文，说中文的除了我就只剩下一位新华社常驻印尼的记者，而我们两人也就成了中国球员和印尼记者之间的唯二桥梁，而随着那名新华社记者去香港出差，我就成了独一无二的“香饽饽”。尤其当看到印尼记者眼巴巴地看着我和

中国队球员沟通时，我也有长出了一口恶气的感觉———之前陶菲克开新闻发布会时印尼记者们以节省时间为由，拒绝了我要求英语翻译的请求。不过，随着比赛进入尾声，进入决赛的选手更是以中国人为多，印尼语在新闻中心发布会上已经渐渐被英语和中文取代了统治地位，而我的语言不适应症也终于快痊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