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运工地女医生 让远离家乡的工人感受社会温暖

　　官方网站3月7日讯 12月16日早晨7点30分，一位五十来岁的女士将一辆黑色小汽车停在奥林匹克中心区工地间一个不起眼的小屋旁。她下车打开屋门走了进去。她是这间小屋的主人，是奥林匹克中心区工地社区医院的大夫。她就是我们的主人公——谭德群。

　　同往常一样，她将等候在屋门外的几名工人让进屋里，开始了一天至少十小时的工作循环。从2005年11月社区医院开业至今，这种情景日复一日。

　　受伤的手臂

　　这个所谓的社区医院是一间不到 30 平米的小屋。小屋被隔板分成四个区域，储藏室的架子上整齐地摆着药品，一个小

冰箱里装着针剂，冰箱上放着一把剪刀和一些叠成巴掌大小的塑料袋。小屋的左侧是处置室。

　　每天，求诊的病人塞满了小屋。患者中很多需要进行紧急处置。谭大夫刚刚给这个开完药，一条留着血的胳膊又伸了过来；稍作消毒，护士又喊她给另一位患者做头部缝合；才缝了几针，又去给边上打吊瓶的患者拔针头……她几乎是小跑着从这儿到那儿。一天到晚她跑了多少路，谁也不清楚。谭大夫的感觉是每天像急行军一样。“这里不像是我看病的场所，倒像是锻炼身体的场地。”她打趣道。

　　一天，一位小臂包着纱布的患者来到医院，称伤口有难忍的痛痒感。谭医生绞开纱布看到，一条十几厘米的伤疤已经裂开，上面涂满了白色粉末，伤口旁红肿着，上面还有很多小泡。疼痛难熬的小伙子说，几天前，他在一家私人医院里看过，“医生”给他涂了点儿青霉素粉末，说几天就好。哪知，伤口越来越疼。后听说工地上就有医院，就来了。

　　消毒不佳造成了伤口感染，青霉素过敏又引发了很多小泡，伤口错过了缝合的最好时机。谭大夫边处置边思考：造成这一切的原因还不是因为工人们不知道工地上有这样一间廉价的医院吗？。

　　从此，她每看完一个病人都要叮嘱他们，让他们告诉工友，有病到这里来看。

　　几个月过去，小伙子的伤口愈合了。他时不常地带着工友到谭大夫那里看病，每次还都拍着胸脯对工友说：“没问题，保证又便宜又好！”

　　工人的小账本

　　光是让工人到她这里看病是不够的。谭大夫发现，工人们有时不愿看病的原因是舍不得花钱。怎么办呢？她可以不收挂号费，也可以不要处置费，但医院毕竟不是慈善机构，打针吃药还得收点儿钱。即便如此，工人们还是嫌贵。

　　谭大夫收钱的抽屉里，厚厚一叠钱中连十元面额的都不多。“一年多了，没见哪个人能在这儿掏出一张百元的票子。” 谭大夫说，虽然在奥运工地上挣的工资不算低，但工人们还是往往因怕花钱而耽误治疗。

　　谭大夫回到总部医院――航空工业中心医院，找到负责药品采购的人，希望专门给她供一些价格低廉的药品。医院的同事嘴上说着“您真累”，但还是想办法给这个“本来就不挣钱”的医院进更廉价的药。

　　谭大夫给病人开的是最实惠的方子，药按“片儿”、冲剂按“袋儿”。工人得了感冒拿几片药、几袋冲剂回去服用，“三块一毛八分”解决问题。

　　为让病人得到及时救治，谭大夫尽量不离开医院，从早到晚守在那里。需要外出做的事情，她尽可能合在一起办。只有一件事，谭大夫听了立马就会跑回总部医院，那就是药房通知她又有廉价药到货了。本院的同事都知道，有了这样的消息一刻都不能耽误，马上要告诉谭大夫。

　　谭大夫开了不少年头的车，可还是“手感面”。但每次拿到

药品降价单从医院往回开的时候，她的车速都会比平时快很多。她欣喜地盘算着，这批药又会使不少工友“舍得”到她的医院来看病。

　　“9月23日：小食堂牛肉面，五块钱；服务区商店牙刷，一块二；工地医院看病，两块三……”

　　“10月17日：小食堂啤酒，一块五；面条，三块；工地医院看病：三块七……”

　　这是在奥运村工地做木工的韩永林记在一个本子上的开销。这个指望用每月一千多元的收入给家里攒钱盖房的中年汉子，以前生了病基本上是干抗，“去一次医院会花很多钱，咱不敢去的”。韩永林以前这样想。自打一次高烧不退的他让工友送到谭大夫的医院，三天治愈只花了60多元以后，韩永林再也不怕到谭大夫的医院看病了。

　　停用的空调

　　开诊一段时间后，起初与谭大夫一起工作的护士调回了本院。从此后，谭大夫又当医生又作护士，看病、处置、打针、开药、结账都是她一人做。晚上回到家里，还要把一天收上来的药款结清。“我经常用计算器打三四遍，一遍一个数。”谭大夫戏说道，“现在好了，基本上打一次就能过关”。

　　航空工业中心医院市场开发办副主任李祖题说：“我们算过一笔帐，一年下来，每个在奥运中心区看病工友的平均花费也就两块钱。” 这一点，医院知道，谭大夫也清楚。小医院扣除了药品成本和水电费以后，微薄的盈利连谭大夫的工资都不够。医院领导安慰她说：“这个买卖再赔本儿也要做。因为我们面对的是最需要医疗帮助的农民工，而且是奥运工程的建设者。”

　　夏天到了，工地外面的温度很高。医院的房子是临时建筑，隔热性很差。医院在小屋里安装了空调，但谭大夫却不舍得用。

　　有一次回到总部医院，她找到李主任提出借一台电扇。李主任费解地好不容易明白了谭大夫用意，“您不必这样吧？”“工人们不怕热，我也不怕。”

　　谭大夫后来从库房里搬走了一台边转边点头的旧电扇。“几十瓦和几百瓦的差别很大。咱医院开一个工地医院不容易，空调太费电了，省点儿是点儿。”谭大夫说。

　　即便如此，酷暑刚过，电扇也被她“停职”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盆泡着毛巾的凉水。谭德群一边看病，一边从凉水里捞出毛巾，敷在自己的脖子上纳凉。

　　一天103个病号

　　医生都爱干净，谭德群自然不例外。她换上白大褂时，环境的反差很难让人相信她能够承受。

　　就诊的工人，每天都在挥汗如雨地工作着，汗水、泥水糊在身上，难以分清肌肤的本色。

　　一位刚刚被擦伤胳膊的小伙子被送到医院。一身泥土和汗臭味让人难以忍受。谭大夫似乎没有异样的感觉，马上用棉签沾上消毒水为他清洗。棉签顺着从伤口上擦过，留下了一道红、两道黑。小伙子过意不去了，怯怯地说：“大夫，我要给你写表扬信。”

　　谭大夫为多少病人治过病，很难说清楚。在一本一寸多厚的登记本上，登记的序号已超过一万。这还不包括一些二次就诊和咨询的病人。登记本上显示，她一天接待的患者为百人左右，最高记录是103人！一位其他医院的大夫知道这个数字非常惊诧：“别说100人，一天看上四五十人，我就得晕头转向。”

　　徐师傅的甲亢已经拖了十几年没有治。让他高兴的是，在奥运工地看病不但方便，而且便宜。今年春节过后，他在谭大夫那里治疗了 11 次，药费总共才花了 几十多块钱。近期的几次检查显示，他的甲状腺功能已经正常。

　　以前，工人们很少会把自己的病跟医院挂钩，“抗抗就过去了。”现在，谁有个头疼脑热，谁的胃不舒服了，都会有工友劝：“去医院看看。”他们知道，工地里有一家便宜的医院，有一位和蔼可亲、医术高明的大夫。

　　悬壶济世三十余载，谭德群一直体味着“医生”这两个字的含义。她心里放不下奥运工地上的工友们。她想为他们提供最基本的医疗服务，想让这些远离家乡的农民工感受到社会的温暖……(黎晗 耿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