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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德显细算经济帐情责孙英杰:再错也是我的队员

http://sports.sina.com.cn 2006年10月26日09:10 青年周末
王德显细算经济帐情责孙英杰:再错也是我的队员

摄影/本报记者 田雨峰 查看全部体育图片 循环图片

王德显细算经济帐情责孙英杰:再错也是我的队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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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德显: 孙英杰锁骨是自己摔的

  律师: 他可能被弄成中国体育第二“黑”人

  艾冬梅: 王德显是个双重性格的教练

  自原火车头体工队田径运动员艾冬梅、郭萍等人状告教练王德显克扣工资以来,本案的关键性人物王德显在律师王和的要求下一直没有开口回应此事,因此媒体的报道多数基于队员一方的说法。除了被队员状告,跟随其训练12年的孙英杰也在近日和王德显分道扬镳。10月15日,久未谋面的王德显出现在了北京国际马拉松比赛的现场,当时他对记者感慨地说:“孙英杰在媒体面前谈论‘情’,最近我也准备整理一下这些年的材料,好好谈谈‘情’。我一直都没有对媒体说什么,但是我现在打算找个时间告诉大家一些事情。”

  10月18日,记者接到了王德显律师团负责人张巨雷的电话,他约记者于20日下午4点半在世纪金源大酒店独家专访王德显,这是艾冬梅案开始后,王德显第一次面对面接受媒体采访,他还通过本报发表了自己对官司的声明。在采访中王德显披露:是他在孙英杰最困难时收留了她,并辛辛苦苦把她培养成亚洲冠军,孙英杰父亲得了癌症,也是他临时凑了2万元钱给孙父治病。1995年到1999年艾冬梅、孙英杰等队员的营养费和训练费都是他掏的腰包。

  声明

  三原告的诉状中案由是财产损害赔偿纠纷,诉讼请求是返还财产,受理法院在应诉通知书中确定的案由是财产所有权纠纷。我本人和原告之间根本不存在任何财产所有权纠纷,三原告日常支出是她们自己的钱。我想是法院误写了案由。如果是原告变更了诉讼请求,也请法院及时通知我。

  王德显

  2006年10月20日 48岁的王德显两鬓已染白发

  10月20日,记者准时来到了采访地点,当时王德显的律师王和和张巨雷早已到来。

  在与王和交谈了大约半小时后,他接到了一个电话,在接电话时他嘱咐电话那头的人说:“我们今天只谈‘情’,案子的事不要多说。”过了两分钟后,王德显出现在了记者面前。

  一件黑色条纹长袖上衣,没有牌子,一条灰色水洗布的裤子,一双土黄色的休闲皮鞋,从穿着上看不出来这是一个教练员,只有手上的一块非常大的运动手表依稀能感到他的运动气息。48岁的王德显显然苍老了很多,浓重的抬头纹、眼里面的血丝、厚重的眼袋、眼角的皱纹和两鬓上冒出的白发说明了问题。来到采访地点他并没有点任何茶点,两个多小时的谈话,他只是喝自己带的一瓶茶水,塑料茶杯上也已经满是茶垢……在采访过程中王德显习惯性地紧锁双眉,说话语速十分缓慢,恨不得把每一个字都说得清清楚楚。

  不想借媒体攻击爱徒 队员再错也是我的队员

  在艾冬梅等人状告王德显以来,王德显和他的律师王和对媒体一直选择沉默,但王德显终于忍不住了,主动出来和记者谈了这些年来他对弟子们所付出的情,以及这十几年的生活。

  现在为什么舆论一边倒呢,因为这件事发生以后我还没有面对媒体来说话。我认为我要是回应媒体,就像父亲和儿子干仗一样,吵来吵去有什么意思,但是她们从一个农村来的小丫头,从啥也不是到入队,再经过我多年精心维护和培育到全国冠军,到世界冠军,这里面我洒下了无数辛苦的汗水。今天对于案情我不想去谈,因为毕竟已经走上了法庭,我不为我自己去辩解,但我要说明我在她们身上所下的功夫,所投入的精力。今天我不想借助媒体去攻击她们,队员要是做的再错,她们毕竟是我的队员,我不能去说她们,只能说某种情况,就事论事地来说明真相。

  1995年,收孙英杰为徒。她父亲说:“不收伙食费太好了”

  在采访中,王德显能清楚地记得艾冬梅、孙英杰等人在队中的一幕幕情景。尤其是爱徒孙英杰,她刚进队时的样子王德显依然记忆犹新,就连她在参加比赛所用的时间都记得清清楚楚……

  这几个运动员都是在1995年9月份来到我的门下,当时郭萍和孙英杰16岁,艾冬梅比较小,14岁,艾冬梅是县城户口,郭萍是七台河的,孙英杰原来是沈阳体校的。相比之下,孙英杰的家庭环境比较困难,因为她属于半专业型的,所以每个月她家需要给她交伙食费给沈阳体校。我原先有个学生是火车头体工队的,他把孙英杰推荐给了我,他说:“有个学生叫孙英杰,她家太困难了,交不起学费,这个人还可以,咱们火车头体工队能不能要?”我说:“你让她过来看看吧。”孙英杰当时来时我记得很清楚,她穿了一条大红色的运动裤,她爸跟我说:“王指导,我想问一下咱们火车头体工队收伙食费吗?”我说:“不收伙食费。”他说:“不收伙食费太好了,我供她两年实在供不起了,不然的话我女儿就得退役了。”就这样,我接收了孙英杰为徒。

  1997年我自掏腰包给孙英杰治肝炎

  王德显告诉记者,孙英杰刚进队的前两年一直在生病,要不是他耐心地给她治疗,也许孙英杰早就离开了火车头体工队,不会有什么辉煌的成绩了。

  孙英杰来了一个多月,经过训练,正赶上大连有一个马拉松比赛,我就让孙英杰去跑一个试试,就当练练手,她当时跑了3小时10分。她跑完我让她回家去看看,汇报一下训练情况,她在家就待了半个月,但是回来后她就出现问题了。1996年12月,孙英杰训练时跟不上队员,再差的队员都能超孙英杰2公里。当时我没注意,但是练了一段时间还是这样,而且晚间睡觉,就听到孙英杰在屋里干咳,我着急地在走廊里来回走。我曾经跟老中医学过十年的中医,就让孙英杰去

医院检查,结果查出她的血色素只有4克,非常危险了,我说:“孙英杰你回北京吧,我把老大夫原先治血色素的方子翻出来,你就在那儿安心吃药养病。”

  当时体工队的人员指标是有限制的,一个教练就能带10个运动员,当时她是个试训队员,既没有营养费,也没有医药费,这笔药费都是我给拿的,我爱人给她煮药,我给她制定一个训练计划在北京练。她在北京治了半年,那半年我老回北京。半年后,我测了她一个20公里,结果是76分,我说孙英杰可以归队了。

  但是归队不到3个月又不行了,她跑不动,后来一检查是肝炎,4个加号,而且胃肠也不好,简直就是一个病态,我就让她又回到北京在我家治疗,我把老大夫的药方拿出来给她治病。当时体工队对我意见很大,说运动员一进队总吃药,啥也干不了,但我说这是我自己掏腰包给她治病,没花体工队一分钱,但当时领导很有想法。直到1997年2月份,孙英杰的病治好了,我就让她归队了。

  2001年孙父患癌症,我凑了2万元借给她家

  用王德显的话来说,他不仅对孙英杰在训练和生活中很关爱,对她的家人也是付出全心。

  我摸索出经验,训练要高住低训,就把队伍带到了乌龙山上去训练,乌龙山海拔是2160米,我们住在山顶上的平房里,当时气温是零下25℃,没有什么取暖设施,队员们训练难度非常大。在训练最难的时候孙英杰对我说:“指导我不干了,我吃不了这种苦。”我做了耐心的工作,她终于闯过了这一关。

  1998年,孙英杰成绩就上来了,当时训练和比赛水平比较高,这时有人要把孙英杰挖走,这一点孙英杰当时表现得非常好,她跟她家人说:“咱们得讲良心,我原先什么都不是,还有病,我们指导把我的病治好,还把我培养成了有希望的运动员,我不能忘本,谁给我多少钱我都不能走。”最后这件事没有成行。

  2001年孙英杰的父亲得了癌症,有一次孙英杰接完家里电话很伤心,我就问她怎么了,她告诉我她家里正在卖房子、卖马、卖粮食,说她父亲得癌症了,需要钱,需要凑2万元钱,她说她家穷,根本拿不出这些钱来。当时,我听完后立刻找山海关的朋友们借了2万元钱,当天我爱人就陪她去了沈阳她家,把钱给了她父亲。在训练中孙英杰的每一个行动都牵动着我的心,牵动着我的精力,她的家人我也是全心付出。

  雅典奥运会孙英杰没听我话,只得了第六

  之前有媒体报道,雅典奥运会上由于孙英杰太听王德显的话,所以没拿到奖牌,而半路出家的邢慧娜,并不怕王德显,在比赛中按照自己的战术跑,结果拿了个冠军,对此,王德显告诉记者其实是孙英杰当时没有听他的话……

  雅典奥运会10000米比赛前一天,我去邢慧娜和孙英杰屋里,问她们比赛时应该怎么跑,邢慧娜当时说:“王指导,我就配合孙英杰拿块牌。”我说:“邢慧娜,你们谁也不要配合谁,听我指挥,把你们的能力跑出来。”我对孙英杰说:“前十圈你在前八名来回跑,十圈以后马上撤回,跑到第一方阵的后面,按你的跑步特点不能再往前走。”我又对邢慧娜说:“你就在后面跟着,下一个你上一个。”到实际比赛时,只有邢慧娜按我的指挥跑了,越跑越有劲,最后拿了奥运冠军。但孙英杰在实际比赛中没有按我的指挥跑,十圈过后,不仅没有在第一方阵后面,还冲到了第三的位置,结果跑过6000米,她就彻底没劲了,最后只拿了个第六。

  1997年,爱人去世,我没有多关爱她,很后悔

  谈到王德显的另外两个徒弟艾冬梅和郭萍,他沉默了许久,告诉记者,队里面谁的事不管,他都得管艾冬梅的事,因为1997年全运会之前他的第一任爱人突然猝死,在这之后艾冬梅拿了全运会的第三名,了却了九泉之下爱人的心愿……

  1997年的全运会是我非常重要的一个转折点,当时体工队领导说干上去我就可以留下来当教练,干不上去队伍就解散。没想到的问题发生了,8月14日突然接到比赛提前的通知,当时还有40天就要比赛了,我得到消息后马上叫我爱人陪我去乌龙山看看训练场地怎么样。在我事业上,我爱人是我最大的支持者。但就是在那次,我爱人却在途中猝死,永远地离开了我。

  1997年全运会,艾冬梅最后拿了个第三,了却了我和我爱人的心愿,我爱人在九泉之下也会感到很高兴。我对长跑事业可以说是豁出命去干的,但我对运动员的关爱胜过对我的家人,因为我理解她们当运动员非常不容易,孩子给我了,我就要去最大限度去关爱她们。我去世的爱人是高血压,有一个偏方说爬山虎的籽对治疗高血压非常好,那个籽在我住的地方多的是,可是我就是没有闲心去理会这些,直到她去世我也没多关爱过她一点儿,现在想想我非常后悔。

  帮她们弄到了华东交大的大学文凭

  艾冬梅等人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过,王德显在训练中说过全国比赛只要是拿了前三名,

铁道部就可以帮她们解决工作,但到现在王德显给艾冬梅等人的承诺依旧没有兑现,谈起这件事王德显感到很内疚。

  我对她们的工作是操碎了心,当时1999年,铁道部有一个规定,要是全国比赛拿了前三名,铁道部就解决工作。艾冬梅、郭萍都达到了这个标准,但由于铁道部换了好几届领导,这件事就黄了。当时她俩的工作问题是我的一块心病,我非常着急,我就找铁道部的领导,领导就派人三番五次地到哈尔滨铁路局做工作,但是这件事最后还是没解决。但我把她们的大学文凭给解决了,帮她们弄到了华东交大的大学文凭,凡是能帮她们办的事我都尽全力去做。

  我在国家队当教练时有一个机会,运动员有10个指标可以到北京第二外国语大学去培训,我就找领队,让他把郭萍和艾冬梅算到指标里面去,我当时想要是上二外学习语言,到2008年肯定能派上用场,领队很帮忙,最后批准她们了。这个培训费用国家体育总局交一部分,运动员自己交一部分,当时艾冬梅她俩报到去了,但一听说要交4000元钱就不去了,我亲自打电话问她们为什么不去学习,艾冬梅告诉我当时要结婚,郭萍说她学完得多大了。

  脚变形是不注意训练姿势

  说起艾冬梅和郭萍已经变形的脚,王德显并不否认这是在训练中逐渐变成的,但是他说现在这种状况是由于她们两人在训练中训练姿势不注意演变成的。

  当时郭萍进队的时候,她的脚有一个大疙瘩,我就问她怎么弄的,郭萍说她是穿钉鞋磨的,后来有一段时间,郭萍竟然用脚外侧去跑步,我说郭萍你这不是自残吗?她也没理会我,直到后来越来越严重,脚也变了形。艾冬梅的问题是跑步的时候,脚落地时总勾一下,我让她注意,如果不改正技术的话,今后脚肯定得出问题,结果真出问题了,最后她俩就退役了。

  我要是欠她们的钱就把房卖了 1995年到1999年她们没掏过一分钱

  在采访中,王德显一提到钱的问题就试探性地问王和能不能说,但均被王和拦下,但他还是向记者透露了一些与队员在钱上的矛盾点。

  王德显告诉记者:“运动员的体能是超人的消耗,所以需要得到大量的营养,这些营养费从哪来?一是从体工队给的伙食费中节省一点,其余的都是教练员给垫付。我和我爱人节省的钱都投入到这里面去了。艾冬梅、孙英杰她们从1999年才有的工资,1995年到1999年,她们当时一没工资、二没奖金,这几年的钱到底哪来的?她们家没出一分钱。”

  “联合奖金实际上是体工队发给教练的训练费,每个月每人50元钱,10个队员共500元,这笔钱按规定是教练掌控。运动员平时训练没有营养费和医药费,运动员不能老让我掏腰包啊,从刚开始来的时候我可以掏,但是我哪有那么多钱啊,现在运动员有联合奖金了,就应该自己掏钱了,自己就该投入了,再说是为了自己也不是为了别人。当孩子们刚来的时候,谁也不知道谁能以后有成绩,所以没有任何的钱,只能是教练来掏所有的钱。”王德显这样告诉记者。

  10年拿16万元培养一个世界冠军,你能吗?

  “我在平时训练时,经常给她们配一些中医小药丸,她们一天吃4丸,别的小队员1丸也吃不上,因为训练水平达不到。这个药丸的价值是多少?一颗药丸原来成本是18元,现在已经达到了100元,所有的药材都是同仁堂配的,还有很多从国外弄来的药材,这些都是应该有知识产权的。为了她们能出成绩,我的工资和奖金全部投入给了她们。现在体工队给艾冬梅开的工资奖金的明细单一共是16万元,那么你现在用10年时间拿16万元去培养一个世界冠军去,你能吗?经济的投入和产出是一个问题,我在她们身上何止投入了十多万元啊!现在她们就为了几万元钱和我反目为仇,值吗?我要是欠她们的钱我会把房子卖了,但是我不欠啊。”王德显现在也闹不明白艾冬梅她们哪来的这么一股子劲一心要告他。

  艾冬梅曾经提出美国纽约马拉松比赛奖金是15000美元,但她却没有得到这笔钱,王德显针对此事解释道:“据我了解,奖金应该是5000美元,但扣税就要扣35%,20%是经纪人拿走,国家还得扣去一半,剩下的才是队员和教练员分,5000美元到手里也就几百元人民币,在机场的时候都给她们了,我应得的钱到现在都没到我手里,这都有据可查。”

  不管官司赢不赢我注定是输了 我不能攻击我的弟子,这是我做人原则

  对于愈演愈烈的王德显打人事件,王德显没有对记者提出的报道上所说他的“暴行”做出正面回答,他告诉记者:“现在就算我的弟子做错了,我也不能去攻击她们,因为这是我做人的原则。”

  王德显自认为自己做的可以了,但是他说他没当好这个教练,自己也反思了一下,问题到底出在了什么地方?王德显说他从小就有一个思想,就是人不能腐化,人要是腐化了就失去了战斗力,作为中国人,优良传统是艰苦奋斗,他觉得运动员就要有这种精神。可能就是在严格上出了大问题。

  用皮带、电棍打她们是胡说八道

  王德显回忆道:“作为教练员我的训练方式是严格的,这种严格并不是在体罚运动员。比如,孙英杰训练结束后,我让她再跑一跑,这是让她要比别人多练,因为她比别人有出息。在训练中,我甚至会骂队员‘你混蛋,你怎么这样去跑呢!’实际上这是很正常的训斥。要是说我又是三角带、皮带、电棍打她们,那简直就是瞎说八道,她们说这些话我很痛心,她们怎么能编出这些话?我不想通过媒体来洗清自己,我不想攻击她们,这么长时间我顶了多大的压力。我说我对,她说她对,你说大家都相信谁?最后就是师徒俩干仗,让全中国人看热闹。我有一肚子苦水说不出来,我忍受了很多羞辱,全中国的老百姓都不理解我,说我是‘黑教练’、‘混蛋教练’,但是我给她们的是没有人享受到的爱心。”

  王德显还说熟悉他的人都知道,他在训练场上是条汉子,在人情上却是个弱者。他心慈手软,有很多人说他的心太软了。“艾冬梅家养条狗,这条狗是她爸从街上捡来的,但是这条狗是软骨病。有一天,我去她家,她叔叔要把这条狗杀了吃了,我就拦住了,我说‘你要是真不想要了就给我,这是一条生命啊!’她叔叔就把这条狗给我了,我就把这条狗拉到了山海关,这条狗根本不是一只好狗,一只耳朵立着,一只耳朵耷拉着,还有软骨病,我就是珍惜这条生命。”王德显举例。

  她们利用了全国人民的同情心

  近日,孙英杰在接受央视采访时曾说过,王德显在训练中把她的锁骨打断,对此王德显解释道:“2003年12月,准备奥运会,有个专家建议我们应该做一个冬训前的检验,测测最大吸氧量,当时是在北京科研所测的。那天,我并没有陪着她们去测试,后来我接到一个电话,说孙英杰锁骨摔伤了,我当时放下饭碗开车就过去了,那会儿孙英杰在田管中心享受的待遇比刘翔还高,人们对她的希望是最大的。孙英杰最大的毛病就是忙叨,跑步时不注意,结果把锁骨摔折了,怎么能说是我把她锁骨打折的呢?当时还有很多人看见。

  “我当时心里产生了很大的创伤,毕竟她是我最得意的弟子。我把孙英杰带到了我们的训练基地满洲里,我在当地到处打听治疗锁骨的秘方,当时一个人家里有治骨愈合很管用的药,我买了很多,到现在花的几千元药费凭证还在我手里。孙英杰连续吃了3个月的药,后来好了。”

  王德显越说越气愤:“现在她们就是借助老百姓的同情之心,来敲我王教练。媒体越炒我越黑,越坏,对我没有一点利益。炒到现在我就不能再沉默了,主流媒体都出来说我了。孙英杰在屏幕上那么攻击我,我很痛心,毕竟我是火车头体工队的人,单位会做调查,会有说法,我要真是把她打了,单位不会饶我。如果真有理,没人会去炒作,她们就是利用了全国人民的同情心,玩了个把戏。这个官司如果打输了我的状况会更糟,但如果打赢了我还是输,因为名声和名誉已经全没了,已经把我人格都毁灭了,作为一个长者我不能用语言去反击她们,所以不管怎样我注定是输了。这样下去以后会有张德显、李德显出现……”

  律师:王德显可能成为中国体育第二“黑”人

  这件事刚开始不管是民事纠纷还是劳动争议都是个简单的事,舆论也应该在这个层面上,但是有的记者真敢写,人家说什么就写什么,不去调查事情真相,就像“盲人摸象”。有人问我对这案子怎么看?我说这案子不在于当事人双方胜率有多少,而在于在起诉之前不可更改的法律事实,但双方需要有一定的证据来证明历史,不能说找到了很多证人,起诉的胜率就达到了200%。

  我和王德显是很好的朋友,艾冬梅、孙英杰她们应该都认识我,但从接手这个案子后我才认清她们谁是谁。关于这个案子有一个基本事实,王德显作为教练从八几年就开始带队员,应该不下50人,是这一批队员都反映一个情况吗?或者是各个时间段的队员都反映一个情况吗?

  我当时为什么让王指导不说话呢,因为我觉得这个案子应该在司法层面上解决,多说无益,如果不说的话一个巴掌拍不响,一面之词仅仅是一面之词,我一句话不说大家就不知道我的反击力量是多少,但是没想到孙英杰一出来主流媒体就非常公开地进行大篇幅的报道,我设置的防火墙一下子就碎了。龚建平是中国体育第一人“黑哨”,最后病死在监狱里,王德显,很有可能被媒体弄成中国体育第二人“黑教练”。现在王指导虽然没有终身禁练,但已经终身禁赛,作为一个教练来讲,这个人的教练生命已经到了最低谷,在最低谷的时候,还有人要在这时再泼一盆凉水,那么我们就要想想这些人为何要在这时掀起风浪,这件事情我是真看不懂了。

  作为艾冬梅她们是体工队的运动员,作为王德显是体工队的教练员,上级和下级,管理者和被管理者,由于收入出现一些问题,这种矛盾应该在哪个层面来解决?如果因为工资纠纷要打官司,不应该先上民事法庭,应该先上劳动仲裁机构,而这件事直接就上了法院。如果作为教练他的所作所为违反了法律规定,在进法院之前还可以通过纪律检察委员会来进行解决,但是她们没有走这条路。

  王德显作为一个国家级金牌教练,他不是一般的大众群众体育项目的教练,不是一般单位体育队的教练,他所挑战的是全人类身体的极限。他训练的要求就不会和其他的教练一样。我也有孩子,如果作为家长不给孩子严厉制度的制约,那么他能出成绩吗?作为一个运动员,平常就应该受非一般人所能承受的。前两天,我正好看了大陶红演的一部电影叫《跆拳道》,看完这个电影我就高兴了,电影中教练在训练中把运动员打得起不来,再踹上几脚,运动员才能在比赛中受到同样打击的情况下站起来,因为之前训练时教练让她站起来过。

  郭萍、艾冬梅、孙英杰在以前训练时,如果没有严格的、残酷的训练,她们不可能拿冠军,她们自己心知肚明,只不过是由于王现在是终身禁赛教练,已经是墙倒众人推的时候。

  在采访结束时,王德显的朋友问记者:“你接触完王指导,感觉他是一个魔鬼吗?”记者并未作出回答,随后记者看到王德显和律师等人走进世纪金源大酒店用餐……

  他对我们用过情,但打人却是事实

  王德显首次出来谈和队员们的“情”,不知道艾冬梅、孙英杰她们是否领“情”?记者联系了艾冬梅,她向记者陈述了她的一些观点。艾冬梅对于王德显所付出的“情”给予了肯定,但她对他否认打队员一事感到十分痛心:“我们从小就是被他打大的,就算是为我们好,想提高我们的成绩,他也不能否认用皮带、电棍等器具打过我们啊!当时所有的队员都能作证!”

  王德显是一个双重性格极端的人

  艾冬梅告诉记者孙英杰在1995年刚入队时确实得了病,当时血色素很低还得了肝炎。“就是因为这件事孙英杰挨了不少的打。她刚入队那会儿,王德显看到她平时训练总是很差,经常跑不动,就说她思想有问题,当着我们有些队员的面就打她。孙英杰在那会儿挨的打远远不止这些,当时她都不想练了,后来王德显才发现原来孙英杰是得病了才跑不动的,带她去看病,结果查出血色素只有4克多,严重贫血。孙英杰看病时花的药费是否都是王德显掏的,这我就不太清楚了。”艾冬梅回忆道。

  在艾冬梅眼里王德显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她告诉记者:“王德显是一个双重性格非常极端的人,他要是好起来,对你会特别关心,就像他所谈的‘情’,但他要看不上你这个人,就会把你整死,让所有的队员都孤立你,不允许别人和你说话。他的形象在我脑海里已经超越了严师的形象,更多的像一个暴君。现在我给王德显打电话心里都害怕。之前,我们队有个退役的队员从日本回来,我们在一起吃了顿饭,她和我说‘前几天把我吓死了,我看电视时突然看到王德显,我的心顿时砰砰地跳,害怕得全身直哆嗦’。你说他为什么会让我们所有的队员都害怕他?就是因为王德显平时打我们打得太多了。他现在否认打我们,我感到很痛心,我们从小就是被他打大的,就算是为我们好,想提高我们的成绩,他也不能否认用皮带、电棍等器具打过我们啊!当时所有的队员都能作证!她们都挨过打。”

  我们在队里从来不知道有联合奖

  关于钱上面的纠纷,艾冬梅也给出了自己的回答,她说:“我们当时在队里,根本不知道自己到底发没发钱,要不是今年3月份郭萍去火车头体工队询问情况,我们还不知道自己有联合奖呢。体工队财务部的人告诉她我们每个月是有联合奖的,但是王德显从来也没和我们说过有这笔钱。平时的营养费和医疗费王德显用的都是我们辛苦挣来的血汗钱,他自己不可能掏腰包。平时体工队给我们每个人每天的伙食费是20元钱,大赛之前是50元钱,但实际上我们20个人一天一共也就花100元钱,平均每人一天的伙食费是5元钱,我们经常吃的菜都是最便宜的豆芽、芹菜、胡萝卜。这样的话,每天的伙食费每人平均就可以节省15元钱,大赛之前节省45元钱,这些钱加起来也不是一个小数目。”

  王德显曾告诉记者他学过十年中医,在队期间经常给队员们配置营养品小药丸,这些药丸的制作成本很高,艾冬梅针对此事告诉记者:“我不知道这些药丸的成分是什么,反正吃不出来有什么神奇的效果,而且我们好队员根本不是每天吃4粒,只是偶尔大赛之前我们会吃上一两粒。”

  怎么可能不想上学还来二外报到

  “我1997年获得的全运会第三名确实帮王德显保住了他教练的地位,他平时总跟我说‘我不管谁也得管你艾冬梅’,但我到现在也没工作,我就是太相信他了。他帮我和郭萍上二外培训那件事确实是有,但不是我们不想去,而是我们真交不起学费。我们要是不想去能大老远花500多元钱坐硬座来北京报到吗?我来之前想,结婚和学业还是学业重要,而且这个机会难得,我们做运动员的从小就没怎么上过学,耽误了这么多年的学业,有这样一个能让我们踏踏实实真正学习知识的机会,我怎么可能放过呢?来了以后才知道要交4000多元钱学费,我当时每月只有700多元钱,我要是都拿钱去上学了,生活上就没有什么指望了。他要是真为我们付出这么多,为什么我们到现在还不是体工队的正式队员?”艾冬梅说。

  王德显说花上10年时间,用16万元能培养出一个世界冠军吗?艾冬梅反驳道:“我们要是拿这么多钱来培养自己,现在会有很多很多的回报。现在我们都生活不了了,只是想要回应属于自己的那份钱来维持生活。”(文/本报记者 王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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