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周末:被兴奋剂改变的命运--宁夏举重队禁赛前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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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4年，宁夏举重队在一次兴奋剂检查中查出3例阳性，运动员马文华、丁海峰、孙艳均服用违禁药物大力补(类固醇)，分别被停赛2年、罚款4千元。他们的教练王成继受到重罚，被终身取消教练资格、罚款1万元。宁夏举重队被停赛1年、罚款6万元。

　　本刊记者 曾繁旭

　　银川黄河大桥往北4公里，宁夏体育局河东训练基地。

　　基地建在一片裸露的黄土之上，显得很荒凉，为数不多的绿化都是刚刚植上的，风一起，尘土飞扬。

　　一进大门，两行大字，"一切为了金牌"，"一切围绕训练"，门的正前方矗立一块大黑板，上书"离全运会还有358天"。

　　这是紧张备赛的阶段，但举重队的队员们显然没有这样的压力。两个17岁的女队员刚去后山淋雨，浑身湿透地回来。她们告诉记者，这段时间的训练的确很松，毕竟有一年的比赛她们不能参加了。

　　禁赛的处罚突然降临在举重队14个队员身上，他们中，有的还坚持"自己练练"，但好几个队员已经转到其他项目去了。

　　随着王成继被终身禁赛，几位队员禁赛2年，刚刚成立的宁夏男子举重队实际上已经解散。马文华被派往贺兰县业余体校当教练，丁海峰回到山东，女队员孙艳的去向无从知晓。

　　王成继的兴奋剂思辨

　　"残酷，结果很残酷，"甫一见面，刚满50岁的王成继就说，"混了几十年，现在最狼狈了。"

　　3月3日，国家反兴奋剂委员会到宁夏"飞行检查"(赛外突击检查)的第三天，教练王成继和三名队员正坐在银川开往济南的火车上，准备参加全国举重锦标赛，忽然接到体工大队队长电话，告知"飞检"结果有问题，立刻下车。"当时一点都不意外，也不紧张"，王成继说，在反兴奋剂委员会的工作人员到宁夏之前，他就一直有预感"要出事"。

　　对这次"出事"，他有两个解释：一是"高处不胜寒，被人放暗枪"；二是"使用山东带来的一种黑药膏给队员疗伤，内服外用，可能含有兴奋剂的成份"。

　　王成继清楚知道药物大力补(类固醇)的价格，"一片六七块钱，一支针剂要几百块，进口的就要一千多了"。

　　他还承认，曾经使用过这种药物，"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很普遍，但现在已经落伍"。

　　他甚至还认为，"兴奋剂是促进体育发展的高科技"。"有没有害，看你怎么使用，适量就是好的，好的就是适量的。氨水本身是有毒的，但面包发酵的时侯，都需要氨水，这样做出来的面包才好吃。"王成继说。"举重要有力气和肌肉，长肌肉和雄性激素有关，女运动员的雄性激素少，不长肌肉，大力补可以帮助长肌肉，没有这个，运动员怎么能举那么重？"

　　"很多东西知道不好，但是你离不开它，生活的道理也就是这样。"

　　区别对待

　　"王成继来的时间不长，却成了一个害。"宁夏举重队领队王建华感慨。

　　2002年9月，由国家重竞技中心推荐，王成继从山东新汶矿业集团调到宁夏。"我领三份工资，宁夏一份，山东一份，国家体育总局人力资源部还有一份补助，是地方教练的好几倍。"

　　为此，他一直感到很重的压力。"想着支援西部"，同时他也希望，能在这里赶紧出成绩，"为以后到国外执教打下基础"。

　　王与宁夏体工大队签了一份为期4年的劳动合同，合同写明，他的队员在2005年十运会上至少拿一枚银牌。

　　在举重队另一位教练胡有志看来，王成继在合同中的许诺太轻率，"举重队目前的底子很薄，我就不敢签这样的合同。"他透露，王成继因此得到了比自己优越许多的条件。

　　河东训练基地2002年开始动工，旧的举重场馆逐步拆迁，为了保证王成继的训练和招生，大队给了王成继一笔经费。

　　从2002年10月到2003年12月底，王成继一直在外，内蒙古，河北，东三省，山东，天津，福建，他一边招兵买马一边训练，参加训练的队员一度达40多人，每人每天花费50元。他回忆，那是非常舒服的一段日子，整天吃喝，"不想回银川"。

　　而胡有志则带着自己的队员在拆迁的旧场馆训练，"条件极其恶劣"。他既没有外出的经费，也不能跨省招队员。

　　2002年底，宁夏男子举重队成立，王成继任教练，他还同时与胡有志并列当女子举重队的教练。王成继的队员总共有3人，马文华、丁海峰和孙艳。另11名队员由胡有志带。

　　胡有志一直很郁闷。作为宁夏女子举重队的主教练，16年前他一手创办了队伍，王成继的到来一步步压迫着他的位置。

　　按照胡的理解，王成继之所以得到这样的"礼遇"，是因为他在合同上的承诺。

　　利益与惩罚

　　王成继透露，"尽管省里没有明确表态，但如果在全运会得一块金牌，最保守估计我可以得20万的奖金，而且领导还承诺其他各种条件。"胡有志也说，"谁敢保证在全运会拿一块金牌，出100万宁夏都愿意。"

　　获得激励的前提是成绩。王成继的三名队员都是因伤在各省队退居二线的队员，伤病是他们最大的障碍。"到医院治疗，加强理疗"，此外，王成继还提到，"类固醇对于恢复伤病、长力量很有好处，很多医生都用。"

　　王成继的野心不止于一枚银牌，经过一段时间的训练，他觉得"很有把握拿三枚金牌"。"经常给他们买营养品，我从福建训练回来还买了一大堆药回来"，王成继说，只招这么少的队员，是想把钱集中花在几个人身上。

　　他说，给队员买营养品，自己掏了不少钱，还有五六万块钱的账迟迟无法在大队报销。"他们那时候说，只要出了成绩就给我报，现在老报不了，大队领导就是这样，胆子小，又想马儿跑，又想马儿不吃草。"

　　10月12日，"终身取消教练资格"的通知下达，所有的利益和获取利益的努力都成为过去。

　　接到通知以前，王成继其实已经停止了工作。5月份，与宁夏体工大队解除合同。7月17日到10月17日，他"中风"住院，后因没有钱支付医药费而离开医院。

　　有人说，王成继运气不好，因为这是多年以来反兴奋剂委员会第一次到宁夏进行"飞检"。也有人说，王成继胆子太大，《反兴奋剂条例》今年3月1日颁布之前，宁夏体工大队所有教练都签了一份反兴奋剂保证书，王成继也签了字的。"国家正需要树立典型，严厉处罚是应该的。"王成继说。自1979年开始当教练，现在是个终结。

　　他说，日后可以做基础训练的工作，或者业余体校教练，"这一行干了几十年，不可能转了"。

　　被改变的运动员生涯

　　连日秋雨，银川到处都湿漉漉、油腻腻的，加上寒冷，让人感觉到不舒服。

　　对于马文华来说，这两天更难熬。肩、臂、膝、踝、腰椎、颈椎，多处的伤痛发作，他只好整天躺在贺兰县体委宿舍那张一米宽的床上，偶尔下床，步子都是拖着的。

　　还好现在不用大强度地训练。"知道'飞检'结果的时候，傻了，路都走不动，当时就想找教练算账。"马文华说。他想不明白身上怎么会查出大力补。

　　马文华和教练的关系很差，他甚至不知道教练的电话和住处。

　　2002年11月从吉林队转到宁夏队时，马雄心勃勃，他估计还可以打进全国前六名，第十届全运会可能夺奖牌。

　　马文华知道，夺了奖牌就会有省里和企业的奖金。"可惜老天不作美"，这是26岁的马文华对于禁赛两年惟一的抱怨。但从他住所可以看出他的消沉：运动鞋横七竖八散落在房间各处，惟一的电器是CD机，但没有唱片，被子胡乱叠着，没有蚊帐，床头的烟灰缸挤满了烟蒂，"禁赛后，开始抽烟"。

　　他始终不承认，自己已经放弃。他慨叹，"26岁已经是一个运动员巅峰的末期，后面只能走下坡路。"

　　每天，他在贺兰体委下属的业余体校教一群十多岁的小孩练举重基本动作。工作是宁夏体工大队安排的，工资给他发了，现在不能比赛，总不能闲着。

　　一年之后，"如果大队还安排我比赛"，训练可能重新开始，目前他每天有低强度训练，这样身上的病痛会好受些。

　　有空的时侯，他经常到离住处几十米远的网吧去，找一些运动员如何疗伤以及如何当好教练的资料，在这些资料上他学会给自己按摩和扎针，也找到各种谈资。"还不愿意离开赛场，不过，两年之后的状况不好说，当教练也会是一个很好的出路。"说话的时侯，他不停活动着自己的脚踝、腰椎、颈椎，若不是说到激动处，他都半躺在床上，以使身体尽量放松。

　　马文华的潜力

　　其实马文华早就动过退役的念头。浑身的伤跟随他近十年了。12岁开始练举重，大约四五年之后，伤病再没有离开他的身躯。

　　他辉煌过。1996年全国举重冠军赛，得了金牌，后来，冠军赛的金牌他又获得两次，八运会得到银牌，参加过国家队集训。

　　1996年到2000年，他一边在吉林体育学院上学，一边比赛。每月拿着1000多元的工资，外加1200多元的奖金(奖金根据当年比赛的名次浮动，拿到金牌的时侯，除了有每月的奖金，队里还会一次性发4000元奖金)。一切都处于上升期。那时他的目标是亚洲冠军。

　　现在看来，这只能是幻想了。

　　2000年，他的体重达到160多公斤，还患上呼吸暂停综合症，爬三楼就喘得不行，睡觉时呼吸异常困难，训练一天要休息一周，根本无法正常训练。后来不得不通过手术切开气管，手术刀在他的胸前留下一个直径三公分的圆形伤疤。

　　接着，一次食物中毒严重伤害了他的小脑，用力过猛就头晕。"整个人陷入低谷，不想干了，心里很矛盾"。这样的心情无法与人诉说，下雪的夜里，一个人出去疯跑一圈，或者把单车蹬得飞快，或者，坐在公共汽车上，漫无目的地游荡，"发泄完了，该干嘛还干嘛"。

　　队里的领导看他身体每况愈下，在吉林通化业余体校给他找一份教练工作，他不愿去报到，觉得离家太远，而且不适应山上的气候。

　　他张罗给自己找工作，托人想进大学当教练，"折腾了好一阵，没有结果"，后来就私底下打点零工，每月也能挣一千多。

　　来到宁夏队是马文华主动联系的，工资1200多，相当于他在吉林收入的一半，却能给他重返赛场的机会。"我是个认理儿的人，比赛让我得到认可，我觉得身上还有潜力。"马说。

　　离开农村之路

　　1990年，顽皮捣蛋又不服管教的马文华被舅舅送到吉林四平市业余体校，那时他还不懂为人生做任何规划，但隐约知道"那是离开农村的一条路"。

　　家里没有阻拦，觉得他可能会通过这项运动找到出路，比如考上大学。

　　不管训练中受多重的伤，他从来都不告诉家人这条路越走越远，1994年入选省队，举重成为了职业。

　　不停地举起、放下、举起、放下……每天不下四十吨的重量，除了正常训练，还常常自己加班，身体上的伤病越来越多，离常人的快乐也越来越远。"运动员收入、奖金和以后的出路都直接和成绩挂钩，所以不出成绩不行，这成为艰苦训练的动力。"马文华说，"真的很羡慕普通人的生活，很多普通人的快乐，我们都享受不到。"

　　为了出成绩，不惜伤害身体。1995年前，他只有110多公斤，教练让他增肥，打大级别的比赛，一顿饭两盘米饭，一大盘肉菜，教练在旁边看着他吃完，"吃不完不行，哪怕你找个地方把它吐出来"。这样，体重迅速到了160多公斤。

　　参加比赛这么多年，他从各方面得到十多万元的奖金。他说，自己还是幸运的，"把家庭也拉起来了"。

　　他指着贺兰体校里一片刚刚打完棒子的玉米林，"现在，我的心情就和玉米林一样，枯萎了。"

　　看着在旁边玩耍的小孩，他神情黯淡，不时踢起脚边的小石块，"也许我会在这儿一直干下去，以后你看到我的时侯，就是我带着队员去比赛了。"

　　马文华说，"现在，我的心情就和玉米林一样，枯萎了。"

　　国家形象与私人利益--宁夏兴奋剂事件的体制反思

　　王成继被终身取消教练资格，三名运动员禁赛两年，这是3月1日《反兴奋剂条例》颁布以来，中国体育界最重的罚单。

　　事件似乎已经成为过去。但本刊记者在银川采访过程中发现，问题似乎不仅在某些教练和运动员的个人品质，而是关涉背后的奖励机制、政绩工程和体制压力。

　　从这个角度讲，宁夏事件可能只是露出水面的冰山。

　　在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大背景下，加大兴奋剂的检查打击力度是一种必然，但仅靠查、打、堵，能彻底杜绝？"从原来的行业管理办法、《体育法》，到现在的《反兴奋剂条例》，国家的管理力度越来越大。"作为中国皮筏艇和赛艇队副领队和科研教练，吴昊深切意识到，兴奋剂事件和国家形象直接关联。"西方国家一直盯着中国，一旦在大型比赛中被查出兴奋剂，再多的金牌都很难抵销负面影响。"

　　吴昊的另一个身份是首都体育学院主讲教授。他认为兴奋剂问题在中国很敏感，是因为体育和政治密切关联，运动员的投资、管理、训练都由政府承担，运动员服用兴奋剂往往不被认为是个人行为，而牵扯到单项协会和政府形象。"由于国家重视，在国家队中查出兴奋剂的可能性几乎等于零，但省队的情况要复杂一些，有误服，也有很多是有组织服用和有组织逃避检测，而且往往是后者，因为服用兴奋剂也有一定的周期、剂量和相关的用药规定。"

　　"出现这样的情况也和中国的体育体制直接相关，运动员直接听从教练，对于教练的安排不敢过问，他们有时是在'无辜'和'无知'的状态下服用了兴奋剂。反过来说，运动员也渴望出成绩，这样才能改变收入很少的状况。"吴昊说。

　　吴昊认为，这次查出来的类固醇的确是非常落后的药物，对身体伤害很大，"完全是拿自己开玩笑"。他说，国家无法对省市一级的队伍非常密集地进行检查，费用太高，"一例飞行检查要好几百、上千块钱"。

　　在华南师范大学体育学院院长胡小明看来，省市一级运动队容易出问题的原因在于，"一些全国性的比赛，地方政府非常关注，比赛的成绩直接关系到官员的政绩和利益，往往在比赛前就设定好金牌目标、团体分数、名额和奖惩情况"。

　　2008年，作为一个强大的外在动力，促进中国出台了相关的兴奋剂法规，也增强了法规的可操作性，目的就是保证在2008年奥运会上不出任何问题。但在胡小明看来，"反兴奋剂"绝非一日之功。"长期以来，在很多人的观念里，体育被等同于竞技，等同于金牌，等同于奥运会金牌，产生了很多急功近利的想法。"胡小明认为，"改革开放的头十多年，奥运会的确推动了中国的对外开放，起到了推动经济体制改革的阶段性作用，但目前，金牌意识应该进一步淡化。"

　　"目前，国内还有不少体育科研机构在进行生物化学方面的研究，希望通过科技的手段促进体育成绩的发展，有很多幕后的交易，影响很不好。"

　　胡小明分析，从根本上打击兴奋剂有两点，一是在体制方面，制订相关的法规、法制；其次是在观念上，要淡化金牌意识。"2008年是一个很好的机会，我们应该把体育还原为一种文化，宣扬绿色奥运会，健康奥运会，通过奥运会宣扬很多美好的东西，而不要用奥运金牌来证明国家开放和生活水平提高。在一些富裕的北欧国家，比如瑞士、芬兰、瑞典，人们对奥运金牌的态度很平和。"

　　吴昊也持类似观点，认为2008年是一个重要的契机。他说，1960年代，东京奥运会之后，日本的体育体制有了很大变化，从官方转为社会化的和民间的。"增强对运动员的关注，关注他们的训练，关注他们的生活、身体、伤病，提高他们的文化水平和基本素质，改善日常待遇和就业出路。毕竟，体育不光是为了金牌或者奖金，而更多是一种自我实现，一种追求伟大的努力，结果并不是惟一重要的。"吴昊说。(本刊记者 曾繁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