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体坛挥别袁伟民时代 刘鹏时代的可能与期待

刘鹏与袁伟民(图片来源：体总网) 查看全部体育图片 循环图片

　　□本报驻京记者 李 梁 实习生 苏永通

　　12月9日，团中央书记出身的四川省委副书记刘鹏出任新一任国家体育总局局长，这是第一个建国后出生的人出任体育总局的一把手，也是少有的由一个和体育毫无渊源的官员出任体坛“掌门人”。

　　传奇教练袁伟民挥手告别他的局长生涯，在他主政的时代，中国竞技体育的举国体制取得了空前的辉煌，也发展到了极致，而他的继任者，一方面面临着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挑战，另一方面则要回答竞技体育到达巅峰后中国体育的走向问题。

　　“袁伟民时代”谢幕

　　12月12日，福建漳州，早已退休的前国家男排队长林亚民接到了老领导袁伟民的电话。

　　“亚民啊，再干下去很累，你应该庆贺我这次下来。”三天前刚刚卸下国家体育总局局长重担的袁伟民在电话中似乎如释重负，“我干了47年，一直都没有轻松过，这次终于轻松啦。”

　　12月9日，距离雅典奥运会不过三个多月的时间，国家体育总局局长袁伟民的领导生涯在他最辉煌的时刻戛然而止。

　　按中央有关规定，正部级干部的退休年龄不超过65岁，1939年出生的袁伟民，在年初就已经达到了退休的年限。在这一天的干部大会上，中组部副部长沈跃跃强调，这次领导调整“是一次正常的新老交替”。

　　据体育总局有关人士介绍，在带领中国奥运代表团去雅典之前，袁伟民就向上面打了两次报告，请求从岗位上退下来。

　　袁伟民一向低调，但这场“谢幕演出”却异乎寻常地高规格。国务委员陈至立出席大会并评价袁伟民“把最好的年华奉献给了国家的体育事业”，是体育战线的有功之臣。中央对这场人事变动的重视不言而喻。

　　接替袁伟民的是四川省委副书记刘鹏，对于体育界人士来说，他无疑是一个生面孔。在干部大会上，他坦陈：“到体育总局工作，成为体育战线的一名新兵，我没有任何思想准备，感到非常突然……我是怀着一种诚惶诚恐的心情。”

　　在讲话中，刘鹏毫不犹豫地表达了对年龄比他大一轮的袁伟民的尊敬：“当我还是一个大学生的时候，就从电视上看到袁伟民同志带领中国女排叱咤世界体坛，为国争光的感人情景，我对伟民同志充满了崇敬。”

　　此前的12月6日，国家体育总局已召开党组会议，按中共中央组织部的通知，袁伟民的两位爱将李富荣、何慧娴已“先行告退”。

　　担任中国体坛“掌门人”4年，带领中国的竞技体育迈上巅峰后，袁局长仍然一头黑发，可英气勃发的笑容背后，一个时代就此终结。

　　在给林亚民的电话中，他已经在规划自己退下来后的生活：每天锻炼，跑步、做操。

　　但远离“袁局长”称呼的袁伟民，或许还不会如此轻松。一位体育局人士透露，袁伟民不光留任中国奥委会主席，并“有可能到北京奥组委任职”。

　　“主力二传”的传奇生涯

　　袁伟民47年的体育人生，由一连串无法复制的奇迹组成。

　　1958年8月1日，风华正茂的袁伟民提着行李，从苏州车站登上开往南京的列车。那时的他，篮球和田径都有一定基础，却根本不会打排球——可他竟然入选了为备战1959年第一届全运会而成立的江苏男排。

　　袁伟民刻苦训练，悟性很高的他很快打起了男排的二传手。1963年，袁伟民被调到国家排球队，1974年退役后回江苏。1975年国家男女排大调整，已经退役的袁伟民被国家体委有关领导点将，出任国家女排主教练。

　　对于他被提升，前国家男排主教练邹志华说：“袁伟民当过男排队长，主要打二传，而二传是排球队的灵魂人物，要控制全局，组织、观察、协调、应变能力都要很强，所以排球教练主要从二传手中选。”

　　此后，众所周知的事实是，袁伟民找到了他的最佳位置，从而成就他排球人生的辉煌篇章。

　　1981年11月16日，7战全胜，中国女排首次获得世界杯冠军；1982年9月，称霸秘鲁第九届世锦赛，二连冠；1984年8月，获得洛杉矶奥运会冠军，袁伟民带领中国女排赢得世界冠军“三连冠”。

　　凝结袁伟民和女排姑娘心血的“女排精神”，从此成为改革开放初期振奋民族精神的一个象征。

　　而发生在袁伟民身上的奇迹，也在不知不觉间来临。

　　时任国家体委主任的李梦华向本报记者回忆，袁伟民带领中国女排夺取三连冠后，有一次他和袁伟民一起向时任党中央总书记的胡耀邦同志汇报工作。当着袁伟民的面，胡耀邦说，袁伟民带女排“三连冠”有贡献，“可以提一提嘛”。

　　时隔不久，中央组织部就开始过来考察袁伟民，很快他走马上任，一跃升为国家体委副主任。

　　由普通运动员到教练员再到体委副主任，袁伟民的升迁在当时被许多人看成是“奇迹”。更为令人惊奇的是，1985年，他被增选为中央候补委员。

　　“三连冠”改变的不仅仅是袁伟民和女排姑娘们的命运。当时长期追踪报道女排的《新体育》记者何慧娴因为对女排的宣传工作，被提拔为体委宣传司司长，后来成为袁伟民的干将。

　　袁伟民在任体委副主任期间，先是主抓财政和人事工作。主抓竞技体育的副主任徐寅生退休后，他开始主抓竞技体育——这正是他的长项。

　　1986年汉城亚运会，袁伟民锋芒初露。在中韩夺金态势胶着的情况下，袁伟民率领的中国军团最终在男子短跑项目上超越韩国，使中国的金牌以94比93的微弱优势战胜韩国。

　　“关键时刻，像袁伟民这样懂业务的领导的优势就显示出来了。”北京体育大学副教授易建东说，“上场前和开团部会议时，‘为国争光’之类的话他不说，他有做教练员的经历，知道怎样为运动员作技战术分析，讲话既充实又可信，能把运动员的信心鼓励起来。”

　　在伍绍祖任体委主任时，他得以充分地施展其竞技体育的才能，中国的竞技体育突飞猛进，终于在亚特兰大奥运会收获16金的辉煌。

　　2000年，61岁的袁伟民在担任16年副职，正准备以副部级干部退休的关头，一跃而升为国家体育总局局长，其政治生涯迈上顶峰。

　　据北京体育大学的一位学者回忆，袁伟民“扶正”显然比今天退出要突然。2000年初，伍绍祖还让他写作一篇关于体育地位的论文，准备在4月份到中央党校讲课时用，但“突然间就离职了，这篇已经写好的文章也用不上了”。

　　袁伟民正式出任中国体坛“掌门人”后，中国体育正式制定了“奥运战略”，竞技体育更加成为中国体育事业的重中之重。

　　当时体育总局的组织安排也强化了这种竞技体育的思路。体育总局一位老干部说，袁伟民担任局长时，学习经济出身、了解体育产业动向的李克坚担任党组书记，“他一直退在后面，从不显山露水”。

　　在袁伟民的带领下，从悉尼奥运会的28金到雅典奥运会的32金，沉甸甸的荣誉将中国的竞技体育带上了巅峰，中国的竞技体育今天的强劲风头，已直追当年的苏联和东德。

　　虽然抓竞技体育功勋卓著，袁伟民行事却历来低调。有熟悉他的人士评价，自从1992年奥运会后，袁伟民工作越抓越紧，但却一年比一年低调，结果几届奥运会都是低调出征，高调夺金，“不过这也符合中国人的办事逻辑”。

　　前国家男排队长林亚民对袁伟民的印象是“作风很正，生活方式上受运动员生涯影响很大”。三个星期前，他到北京袁伟民家拜访，跑到房里一看就笑了：床上叠被子还是四角形，拖鞋排得整整齐齐。而袁伟民在体育总局“最看不惯办公室乱糟糟的”，他的办公室更是少有的干净整洁。

　　袁伟民任局长期间，每逢年终岁末，都要率领局里领导到退休领导、老干部家探望，80多岁的前国家体委主任李梦华一提起袁伟民就说，“他每年都提东西来看我”。

　　袁伟民至今和当年的老同事、老部下保持密切联系。前国家男排主教练邹志华说，袁伟民每次回南京，总是要抽时间看看老教练和老战友，对于一些人的问题和困难，在“原则的范围内”都尽量帮助解决。

　　袁伟民离任前，林亚民到北京看望他，他送林亚民一件大衣。林亚民推辞：“那么贵重肯定得好几百块，不要送我。”回来之后，有人告诉林亚民：那是名牌呀，得3000多块呢！

　　“举国体制”的历史路径

　　袁伟民熟知举国体制“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在他的手里，竞技体育的举国体制发展到登峰造极的地步。

　　但如果我们沿着时光往前追溯，会发现共和国建国之初采用的，并不是这种源自苏联的体育制度。

　　脱胎于战火中的共和国，体育一开始就和军事天然地联系在一起。

　　毛泽东在当时曾提出一些口号，如“健康第一、学习第二”和“身体好、学习好、工作好”等，赋予全民健身运动以政治上的合法性。

　　当时的全民体育运动风起云涌，上海、武汉、广州、青岛等地纷纷召开了普通百姓参加的“市民体育大会”、“女子体育大会”，北京召开的体育大会干脆就叫做“人民体育大会”。

　　“这种体育盛会都是群众性的，带有集体欢庆和休闲娱乐性质。”北京体育大学副教授易建东说。

　　一件似乎是偶然的事情，促成了国家体委的成立，并迅速改变了中国体育发展的方向。

　　1952年，第十五届奥运会在芬兰的赫尔辛基举行，当时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都参加了，中国也在仓促间组队参加。结果苏联团体总分和美国并列第一，波兰、匈牙利等社会主义国家的成绩都不错，令中国代表团受到震撼。

　　代表团考察社会主义国家的体育体制，发现都有主管体育的政府部门，于是回国后立即向中央打报告，提出成立国家体委。报告很快便得到了中央批准，贺龙元帅担任第一任主任，国家出钱办竞技体育的举国体制开始确立。

　　1953年，世界青年友谊运动会，印尼归侨吴传玉获得游泳冠军，五星红旗第一次在国际赛场上升起。当时很多人都不知道五星红旗是哪个国家的，可以想见这次比赛给新中国人的刺激。

　　从此体育开始被赋予政治的特殊含义。“新中国成立之初，政治上被严重孤立，经济上隔绝，军事上准备斗争，体育成为冲破这一包围的几乎是惟一的突破口。”易建东说。

　　1958年8月，中国和国际奥委会断交，国际上所有奥运项目的比赛中国都无法参加，从此与国际体育大家庭断绝联系21年。

　　16年后，1974年，邓小平在联合国作了“第三世界”的论述，中国开始大力加强和第三世界国家的交往，体育成为最重要的交往项目。

　　“当时运动员出国最方便、最频繁，时间最长。从南斯拉夫打到拉丁美洲，有些运动队一出去就是比赛半年。”李梦华说，当时体育为服从这一政治目的，提出新口号：“友谊第一，比赛第二”。

　　“体育成为政治符号和手段，既是中国遭受多年政治隔离的结果，更是100多年屈辱历史的结果，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们无法选择。”易建东说。

　　但长期打友谊比赛的结果使竞技体育的水平始终无法提高。1979年重返国际体育赛场后，中国代表队在国际赛场上成绩不佳，教练们抱怨队员“打惯了姑娘球，狠不起来了”。

　　重新睁眼看世界的中国体育面对世界体育的迅猛发展，恍然一惊之后，便是无比焦虑和急迫，竞技体育的发动机在改革开放的春风中急速开动了。

　　1980年左右，国家体委的各运动队为了在奥运会等国际比赛上出成绩，就已经开始了分金牌和奖牌“指标”的尝试，很快这一独具中国特色的体育激励方式自上而下，被各省体育局所采纳，并一直使用至今。

　　在举国体育的体制背景下，体育官员们的命运前所未有地和竞技体育运动的成绩联系在一起。每次全运会赛场上，紧张的除了队员和教练外，便是各省前来督战的官员们——每块金牌都包含着他们的悲喜，牵扯到他们的政绩和升迁。

　　到了1990年代，时任体委主任的伍绍祖提出了“生活化、普遍化、法制化、社会化、市场化”等体育方针。在他的手中，中国体育的产业化开始迈出步伐，足球联赛开始进行，但竞技体育一抓就灵的体委，抓起群众体育却显得有些力不从心。

　　“整个体制、整个社会对体育的认识和期待，都不支持你花过多的力气去抓群众体育。”易建东说。

　　袁伟民同样为发展群众体育和体育产业化作出了努力。2000年8月他上任之初，国务院开了全国体育工作会议，并出台了8号文件，指出未来10年体育工作的方针包括注重群众体育和体育产业，体育总局三大任务是奥运争光、全民健身和体育产业。

　　就在今年暑假，全国体育局长培训班开班，袁伟民在讲课中还专门花了一个小时，讲中国体育产业化的情况。一位与会干部说，袁对产业化已有相当理解。

　　但袁伟民离任时候，人们看到他的主要功绩，仍然是以举国之力在几次奥运会上收获的沉甸甸的、代价不菲的奖牌。对此袁伟民也有清醒的认识，在雅典奥运会闭幕前他就对媒体说：我不认为我们已经是体育强国了。袁伟民说，体育强国的表现有很多方面：国民的素质、体质、运动场所，另外还有老百姓的体育意识，以及他们参与体育的程度，个人在体育消费上的水平，还有体育产业，当然也包括竞技体育的水平。

　　刘鹏时代的可能与期待

　　竞技体育成绩发展到极致的同时，问题也突出地暴露出来。

　　在今年中国奥运代表团出征雅典奥运会之际，一篇《奥运金牌的陷阱》的文章广为流传，“7亿元一块金牌”尽管被证明有夸张，但也让人们过去对金牌单纯的欣喜变得复杂起来。

　　可以认定的现实是，共和国成立55年来，在改革开放经历了26年后，在市场经济的大背景下，中国的体育体制除了在行政和市场间挣扎的足球外，其他方面与50年前并无二致。

　　曾经担任过团中央书记的刘鹏出任新任局长，有心人注意到一种巧合：建国初体育的主要领导者正是团中央，当时的书记冯文彬甚至还提出了体育工作要“普遍化、经常化”的非竞技体育的方针。

　　毫无军事和体育背景的刘鹏的上任是否意味着一种“全民体育”的回归？是否这有中央关于体育体制改革的考虑在内？或者以完成2008年奥运会的艰巨挑战为首要任务？似乎短期内无法找到答案。

　　按照北京体育大学一位教授的说法，公众对于2008年的期望比前几届奥运会有过之而无不及，“一是金牌拿第一，二是圆满组织好比赛，展示国家和民族的形象”，这两者对于刘鹏而言，都是现实的挑战。

　　“面对公众对2008年奥运会夺金目标的现实期待，刘鹏没有理由对当前体制作出任何改变。”中国体育总局一位中层干部说，“任何人在他的位置上，都是箭在弦上，不得不发。”

　　另一个现实是，一些省份已经开始给自己分奥运金牌指标，下任务，体育总局下属的许多运动中心更是早早将指标确定了，尽管比赛的哨声还要近4年才能吹响，但夺金行动已经早早拉开了帷幕。

　　“按照这样的投入力度，我们的金牌总数可能会出现一个超越巅峰的巅峰，但那以后呢？”易建东说。

　　易建东认为，即使刘鹏不能在2008年前对现存的体育体制进行哪怕是些许的微调，一些2008年以后体育体制改革的基础工作仍然需要做，“为今后的体育体制改革做准备，也许是刘鹏2008年前的重要工作。”

　　“具体而言，改革体育体制、推进全民体育的挑战，改变对体育的认知，使体育真正成为人的生活的一部分，这些工作的难度不会小于对奥运会的准备。”这位学者说。

　　易建东很喜欢1957年清华大学校长蒋南翔曾提出“为祖国健康工作50年”。不久前他写文章翻看资料，发现有人在这句话后面悄悄加上了半句：“幸福生活一辈子。”

　　“我特别喜欢这半句话。”酷爱锻炼、曾经是长跑运动员的易建东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