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7年，北京队(即红队)以不败战绩夺取了甲级联赛冠军。

　　在现有的职业足球体制下。上世纪五六十年代那样强大的京津红白足球队已经不可能再现。那段特殊背景下的红白时光，永远地被载入中国足球的史册。   

　　●特约撰稿 金汕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体育运动受到政府的高度重视，足球运动进入了一个快速普及和提高的时期。很多城市，包括高等院校和大型厂矿都修有足球场，几乎每个中学都成立了足球队。

　　1954年国家选派一批选手留学匈牙利，使中国国家队的水平发生了质的变化。1957年世界杯外围小组赛结束后，问题出现了：30多名国家队运动员不能都呆在国家体委，总要有个地方队接收他们。当时八一队已经成立，队中拥有陈福赉、黄肇文、高筠时、姜杰祥、周兴、王锡文、哈增光、任彬、崔亨燮、邢桂福和冼迪雄等国脚，他们已经是国内最强的球队之一，余下的20多名球员到何处安置？放在今天来看，当然是从哪里来回哪里去，但那时全国一盘棋。要集中优势兵力搞好几个球队。

　　首都得天独厚

　　由于把球员放在北京便于集中，北京便有了得天独厚的优势。北京作为首都，当然也要有自己的运动队，这样才能与首都的地位相称。1951年，全国足球比赛大会之后，北京运动员曹桂明、邵先凯、李朝贵、史万春和年维泗被选人国家队。但总体来说，北京足球还不算一个强队。比起上海和广州这样的沿海城市，北京足球的基础薄弱，比赛机会也很少。比起东北大连造船厂等基础好的大型企业，北京足球的资源不够丰富。成立专业运动队时，北京队面临的困难也要大些。1950年代初北京的足、篮、排球以临时集训的形式组成业余队，去和兄弟省、市的专业队比赛，成绩不理想，首都的球队常常是失败者。担任北京市第一任体委主任的柴泽民非常焦虑，北京市领导彭真、刘仁等也很着急。

　　1955年国庆节游行后，彭真、贺龙和罗瑞卿等领导人到北京饭店就餐，柴泽民与彭真市长和贺龙元帅等人一桌。贺龙元帅的话题很快转到体育，他指着北京饭店对面的东长安街体育场对柴泽民说：“老柴，你看人民群众多喜欢体育，你们北京队比赛老是输，这可不行……你要抓紧啊！中国球类的运动水平不高，与其他国家相比落后不少，要改变现状，奋起直追，首都要带个头嘛！”贺龙建议北京市要建立专业队。培养优秀运动员。柴泽民听了贺老总的一席话，把筹建专业队的工作很快提到日程上来，并在一两年内完成了各个运动队的组建。

　　贺龙的想法与时任北京市市长彭真的愿望不谋而合，彭真也急切想改变北京足球与首都地位不相称的状况。彭市长曾经对北京的运动队说过，如果总是输球，你们就不要叫“首都”，而叫“次都”或“末都”。两位老总共同策划，把国家足球红队全部落户北京，这开创了北京足球最辉煌的时代。

　　这支北京足球队阵容强大，集中了中国足球的大部分精华。1958年评选的10名最受欢迎的足球运动员，北京队就占据了7名，其中张宏根和年维泗名列前两名，张俊秀和史万春获得四、五名，孙福成、方纫秋、张京天列七、八、十名。此外，国家队员陈家亮、丛者余、王陆、徐福生、谢鸿钧、孙宝荣、王克斌、孙云山、孙元云、十防福和王德发都效力北京，他们以不败的战绩夺得了1957年和1958年甲级联赛冠军。这批球员特点鲜明，守门员是在波兰世界青年联欢节上被称为“万里长城”的头号国门张俊秀，连他的替补徐福生在国内都是能排进前几位的守门员。北京队的后卫王克斌、朴万福、王德发都是国家队员，中场张京天是中国最佳前卫，前锋张宏根是中国足球队头号球星，中锋年维泗是国家队绝对主力，左内锋孙福成的凌空一脚享誉足坛，右边锋丛者余和右内锋陈家亮也是速度快、突破能力强的国脚，年轻队员孙云山、孙元云是同年龄的佼佼者。这支球队在国际比赛中也有过辉煌的战绩，1958年初，他们在广州和雅辛领衔的世界强队苏联队踢成1比1，苏联队不满意，回到北京再踢一场，仅以1球小胜。

　　这支超强球队拥有20名左右的国家队员，不少国家队员要坐板凳，这是后来十连冠的辽宁、全盛时期的大连都不曾有过的绝对优势。他们常常以一场不败的战绩，提前几轮甩开对手，令人信服地夺取冠军。当时一些弱队对北京队比赛采取了不计胜负、只求学习的态度。1959年首届全运会，上海足球队给自己制定的目标是第三，因为第一是肯定是北京，第二是八一。当时上海市市长陈毅对这种自卑感提出批评，但北京足球的强大由此也可见一斑。

　　在连续两次获得甲级联赛冠军之后，北京队本来极有可能获得首届全运会的冠军，但当时国家队要到东欧参加比赛，全运会由北京的二线年轻球员参加，最终只获得了第三名。那一年，北京失去了唾手可得的全运会冠军，而在此后的50年时间里，他们再也没有机会获得这项荣誉。

　　津门名将云集

　　国家红队被分到了北京。还有十几名白队队员就落户天津，因为天津是直辖市，距离北京近，便于集中。白队实力也很可观，队员中有曾雪麟、苏永舜、张水浩、陈山虎、金昌吉、袁道伦和李元魁等。落户自队的天津出手不凡，头一年联赛就战胜了老牌强队八一队，最后仅次于北京夺得联赛亚军。我们从这个名单中发现，从1980年到11985年，两届国家队主教练曾雪麟、苏永舜都来自天津。这次白队落户，让天津足球一下进入中国三强。1960年，由于北京队主力上调国家队，而白队天津毫发无损，他们在刚刚上任的年轻教练曾雪麟的率领下获得甲级联赛和全国锦标赛冠军，这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双料冠军。

　　此次国家红白队落户京津，受益最大的是京津两队，受损最大的则是上海和辽宁。北京队中的张宏根、方纫秋、徐福生、成文宽、王德发和天津队的陈山虎、张水浩等都是上海人。而在北京队中担任主力的孙福成、丛者余、陈家亮、孙元云、孙云山等都是辽宁人。落户行动使得上海和辽宁在整个1950年代都无缘染指全国冠军。尽管这在今天看来有失公平，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却也是可以理解的。

　　此后，落户天津的外地球员大多离开了津门，曾雪麟和苏永舜分别到了北京和广州，陈山虎、张水浩等回了上海。而落户北京的球员几乎都留在了北京。

　　平静的红自一代

　　这批老国脚有着谦和的品格，平民的生活，平和的心态。

　　他们当然能够体验到，自己没有如今的年轻一代幸运，他们在过着地道的普通人的生活。但回忆年轻时艰苦的付出，他们也自得其乐。

　　当时那些留学国脚目前的生活基本处于一种小康的水准，他们的退休工资一般都在三四千元左右。由于国家体委前几年“套改”，只有获得世界冠军或者亚洲冠军的运动员的工资才能相应提高，永远也得不了世界冠军的退休老教练只能受到这种政策的牵连。张京天说：

　　“上世纪50年代我和年维泗、张宏根、张俊秀的月工资是88.16元，在当时算是‘贵族’，如今仅能算是平民。我们看病都很算计，如果用上自费药，对微薄的收入是不小的冲击。”留学匈牙利的国脚、第一届中国女足教练丛者余说：“我们在东北的收入还不如北京这些留在国家体委的，钱嘛，没有止境，够花就行了，我们也没有高消费的欲望。”张水浩在上海的收入也不高，因为他是范志毅父亲范九林的教练，所以他在范志毅足球学校当教练还能.D上l000多元外快，他对此感到很知足。张水浩说：“年轻球员挣得多，说明时代进步了，我没有一点不平衡。”如今学校没有生源，他年纪又大了，只能在家颐养天年。

　　几年前，国家体育总局在龙潭湖附近盖了每套150平米的舒适住宅，但是有相当一批老

　　国脚都主动放弃了。张京天和张宏根都没有乔迁，经济是其中的重要因素。虽然这套房间价值百万(如今的价值已经超过300万)，他们还是要自己掏出20多万元。虽然咬咬牙还能付得起，但老先生们不愿为此支出太多。十多年前老国脚成文宽在北京市体委买房，两万多元都是向朋友借的。  张俊秀说：“年轻时根本没有想到会老、会病，那时的生活充满阳光。50多年过去了，令我问心无愧的是，自己拼搏一生，从未伸手向组织上要过个人待遇。我对目前的生活很满意，只是伤残疼痛折磨着我。多年超负荷的大运动量训练和身经百战中，我的身体多处受伤，腰椎间盘磨烂，每天要靠止痛药来维持。更为严重的是我在局医务处大夫牵引治疗时，由于力量过重，造成下肢瘫痪，大小便失禁。这本来是无可争议的公伤，当时经领导批准，我可享受l00%的医药报销，但是后来政策改为医疗保险，只能报销90%。如果将来有一天我住进医院，只凭我这点退休金，怎能付得起巨额费用？困难归困难，慢慢克服吧。我们的青春是灿烂的，到老了也要继续坚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