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李志刚

　　与取得的寥寥几次成绩相比，中国足球的发展史尤其是最近十年来的历史，更像是一部血泪斑斑的苦难史，无论是男足、女足还是俱乐部球队，无论是成年还是国奥、青年甚至是少年队，中国足球的整体水平不进反退，着实令人“哀其不幸，怒其不争”。

　　中国足球到底差在哪里？一些很明显的失误为何会一犯再犯？体制上的痼疾又为何无法得到根治？要想真正回答这些问题，就必须探讨一下中国足球的“原罪”。

　　举国体制的“弃儿”

　　现任国家体育总局足管中心主任韦迪曾经提出“足球的发展不能脱离举国体制”的问题，他也因此被外界讥讽为“韦举国”，事实上单从字面上而论，韦迪所说的并没有错，在整体中国体育都处于举国体制的大环境下，足球要想独善其身是不现实的，我们甚至可以说足球要想脱离举国体制甚至是不明智的。事实上，如今的中国足球并不是主动脱离了举国体制，它本身就是举国体制的弃儿……

　　举国体制并不是中国的创举，但是自2008年北京奥运会金牌总数登顶之后，中国成了举世无双的举国体制之集大成者。可是当中国的上半身缀满炫目的奖章时，下半身的足球却露出了一条难看的裤衩。

　　以经济学的视角来看，中国的举国体制确实是贯彻奥运战略的最优化选择，是最经济的夺金策略。研究一下奥运军团的金牌榜，其中多是女子项目、个人项目和欧美劳动人民不热衷、不擅长、吃不起苦的项目。而在田径、游泳等大项和三大球等热门团体项目上，几乎一无所获。

　　举国体制把我国的比较优势发挥到了极致。把所有的资源都集中在对手不太重视的项目上，形成局部的优势兵力之后各个突破，这种策略为中国金牌第一立下了汗马功劳。但足球不是冷门项目，它是全世界各国调集资源争夺的焦点。那种专拣冷门突破的取巧办法是行不通的。

　　按照举国体制的思路，没有夺金希望的项目应及时放弃，以腾出宝贵的资源用于冲金，而足球恰好处于应该牺牲之列。实际上体育总局也确实是这样操作的。2000年，在奥运战略即将启动之时，一位高层领导大笔一圈，将全国许多体校的足球专业取消了，以保证优势项目能拥有足够的经费。而足球的青少年培养，交给传说中的俱乐部梯队和市场化的足球学校负责。

　　这个不起眼的决定，是近10年来国足成绩每况愈下的关键性原因。因为除了鲁能泰山等“特例”之外，大部分俱乐部梯队基本停留在纸上，足球学校的收费让很多有天赋的穷孩子入学无门，这一变更等于给中国足球做了一次绝育手术。从此之后，中国足球的后备人才越来越少，质量也越来越差。

　　有名无实的职业联赛

　　中国足球的决策者们，对于足球在举国体制之中的弱势地位早就心知肚明。于是他们从1994年就开始尝试举办职业联赛，试图借助市场的力量完成对中国足球的救赎。只是十余年来，尽管中国顶级足球联赛已由当初的“甲A”变成了目前的“中超”，但职业联赛始终打着“不职业”的烙印。

　　中国职业联赛的“不职业”，首先体现在管办不分上面。多年以来，国家体育总局足管中心与中国足协向来是“两块牌子，一套班子”，这使得当权者在官僚与民间协会之间可以随便变换“脸谱”，以应付不同的事端。中国足协既是规则的制定者，也是监督者，还是利益的获得者，如此复杂的身份让他们可以随便更改既定方针而不受监管，中国足球界的“昏招迭出”也就不难理解了。

　　而中国所谓各支职业俱乐部球队的产生，也存在先天畸形的问题，事实上中国所谓市场化的职业联赛本身是由许多反市场的力量驱动的。在中国，足球始终是一项政绩工程、形象工程，和地方政府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在足球的圈子文化背后，是实权派的地方政府之间的博弈。

　　由于地方政府的介入，在具体运作过程中，各地都出现了资本和权力媾和的现象。政府有心发展足球，却没有资金，于是动用了政策招揽企业投资。这种招商足球导致了俱乐部的许多短期行为，如很多房地产企业投资足球，根本不在乎俱乐部的经营状况，进入足球圈为的是换取当地政府手中优惠的土地。一旦城市的开发土地消费殆尽，企业就会找一个借口退出中国足球，将俱乐部留给当地政府善后。谋利模式使得中国足球的退出事件层出不穷，俱乐部成了投资商的一次性用具，用完就扔。

　　这样不负责任的企业往往很适应环境，活得很滋润，而真正想靠经营足球获得利润的理想主义者却举步维艰，最终被这个恶劣的市场淘汰，重演了“劣币驱逐良币”的经典案例。有了这样的领导机构，有了这样的参与群体，中国职业联赛能够开展得好才是怪事，中国足球的整体水平也自然很难有大的提高。

　　管办分离为何难实行

　　韦迪刚刚就任国家体育总局足管中心主任的时候，曾经明确提出在自己的任期之内完成“管办分离”的工作，其后他却一再强调“事情需要一件一件地做，路需要一步一步地走”，这是一个明确的信号，很显然，韦迪等人是想放慢乃至停滞改革的步伐。韦迪为何出尔反尔？说到底这是因为中国足球存在巨大的经济利益和社会效益，身为既得利益者的中国足协，绝对不会甘心主动把权力交出来。

　　在1994年中国足球进行职业化改革之前，由于长期奉行专业体育的举国体制，并无实施职业足球的市场化微观基础，在这种情况下，中国足球和其他许多领域一样，采用了由非市场的手段推动市场化改革的路径，由带有行政权力属性的中国足协来担任市场化建设的启动者和孵化者。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作出这样的尝试可以理解，人们也相信，随着市场化程度的深入和市场主体的发育，作为主管部门的中国足协终将淡出具体的经营。一个符合市场原则和法制要求的职业足球市场终将得到确立，并为中国足球水平的提升作出其贡献。

　　在上世纪90年代中期的时代氛围中，人们对于“小政府大社会”的改革图景仍旧抱有信心，中国职业足球也在这样的氛围中得到了热烈的支持乃至追捧，迅速地获得了成功，中国足协也成为了最大的赢家，在保有原来的专业管理权力的同时，还获得了对新兴的职业足球市场的绝对主导权。与人们的期待相反，中国足协并没有丝毫放弃这一绝对主导权的想法，而巨大的利益也巩固了中国足协的揽权冲动。

　　中国足协深知，在现行体制下，自身权力的基础来自行政权力体系，只要获得了行政权力体系的认可，就无事不可为了。为了获得行政权力体系的支持，在行政体系的政绩目标与市场体系的运营目标之间出现矛盾时，中国足协总是偏向于前者，而牺牲后者，如为了确保世界杯出线，而不惜腰斩联赛、取消升降级。反过来，一旦拥有了行政权力体系的支持，中国足协也就拥有了对职业足球的主导控制权。而要求中国足协主动放弃到手的权力和利益，自然无异于与虎谋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