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网河北香河3月19日电(记者郑道锦、公兵)韦迪不是一个“赌徒”，这点毫无疑问。也许有人对他敢公开说喜欢“举国体制”和“国奥踢中超”的想法感到恐惧、排斥和疯狂，从而把他归结为又一个急功近利、胆大妄为的豪赌客，但是当他用逻辑清晰、合乎情理的语句将媒体关于国字号球队新组建方案的种种质疑一一化解时，你不得不承认，他对于自己所设计的新提案有着充分的自信和理性的思考，他更像是一个睿智而又充满魄力的改革者。

　　在18日首次公开他这份语惊四座的提案前，国内不少媒体和球迷都对国奥队要踢中甲联赛的消息持负面态度，称这是用举国体制来代替职业化的一种倒退，也是为了追求政绩工程的畸形产物，然而韦迪不仅没有妥协，反而公开推出了一份升级版计划：让国奥队直接去踢中超，国青队去踢中甲，国少队去踢中乙。这样的结果真是让人始料未及，而面对媒体的唇枪舌剑，韦迪的从容应答也展现了他在这个问题上的深思熟虑，不管是在理论上还是在实际操作上，韦迪对其新方案的合理性都有着很深的认识。

　　在理论上韦迪主要突破了几个思维定势，首先，他认为不能照搬西方职业化的模式，不能说西方模式就是好的，因为中国足球各方面的具体环境和西方都不一样，应该为了提高足球水平和未来的可持续发展尽快探索出一条有中国特色的新路；其次，他认为在中国职业联赛和国字号球队之间的平衡上可以充分发挥举国体制的优势，其实足球领域的举国体制和职业化都是对各种资源进行配置的方法，在现有职业化模式让许多国字号球员无法得到提高水平机会的情况下，用举国体制的优势可以充分调动闲置资源，让在各俱乐部打不上主力的各级国家队适龄球员多打比赛，提高水平，为此他还特别以日本、韩国的职业联赛中都有相当的“举国体制”痕迹为例，证明举国体制有其合理性。

　　第三，他强调各级国家队必须要统一技战术风格，而这就需要国奥队、国青队、国少队能有完整的队伍和多在一起打比赛的机会，不能各自为战，风格混乱；最后，他既否定了“政绩足球”和“出线足球”，又强调不能任由国字号球队水平下滑或长期停步不前，否则“排头兵”的萎靡会直接影响中国足球运动的大环境，球迷也将无法忍受。因此他强调不能“等、靠、要，”而是要积极探索出一条可以尽快提高水平的可持续发展新路。

　　在现实操作层面，韦迪的新方案在设计上也充分考虑到各方利益的平衡，从而尽可能地避免了矛盾：第一，各中超、中甲俱乐部只贡献出非主力适龄队员给国奥队，并且让国奥队只是在周中去和各个俱乐部踢客场比赛，这样就能保证联赛整体赛程不受影响，不会出现以前那种“联赛为国家队让路”的局面，也保证了俱乐部用人的利益；第二，国奥队参加中超联赛只计分，不计名次，这一方面让各中超球队为了积分而在对国奥队比赛时需要尽全力，又让国奥队的出现不影响俱乐部正常的名次和升降级；第三，在国奥队集训或比赛期间，各俱乐部只需要支付相关球员的基本工资，其他的奖金、津贴和保险等费用完全由中国足协负担，而俱乐部也可以在联赛中的比赛前向国奥队要人；第四，国奥队的选拔将扩大视野，而入选的球员在国奥队得到锻炼、增强实力其实也是对各俱乐部有利，因为他们仍然归属各俱乐部，等回归俱乐部后则能增强该俱乐部的实力；第五，整个方案将交给中超委员会和中甲委员会投票表决通过，这也能充分展现中国足协的民主管理，让各俱乐部对新方案有民主决策权。

　　总之，这份构思精巧的新方案并不是为了豪赌奥运会或世界杯，它没有让国字号球队与俱乐部之间出现许多利益冲突，又具备了相当强的灵活性，各级国字号球队的人员构成也将根据具体情况调整。韦迪表示，如果这份方案成功执行，将使得国奥队、国青队的球员每年能多踢十几场比赛，足协会再安排外国球队与国字号球队过招，让他们保证每年有40－50场比赛的机会，从而尽快提高水平。

　　尽管这份方案很有探索性和建设性，韦迪也对它的通过极有信心，但他也保持了相当的清醒，他说：“这份方案肯定会有问题，但是我不怕问题，问题出现了我们会想办法去积极解决问题。”

　　狂人名帅穆里尼奥在初到英超时曾有句名言：“我是一个特别的人。”结果他成功地塑造出一头令人胆寒的斯坦福桥蓝狮。而现在的韦迪也在时时地表现出他的特别之处，面对种种阻力、压力和保守观念，这位上任不到两个月的足管中心主任体现出了一个斗士的决心和改革者的魄力。尽管韦迪精心推出的新方案能否获得通过和效果如何还需要实践来检验，不过对于死水一潭的、充满了原始和迂腐气味的中国足球来说，正需要这样风格的领导者来冲击出别样的波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