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雪麟想当国家队主教练是在一个特殊的场合，那是1982年1月10日。

　　当经受巨大打击的苏永舜面对眼前的一切时，数千万电视观众的心也在倾斜。

　　在新加坡体育场里，有位年龄比苏永舜大几岁的中年汉子在思考。酱红色的脸，使人觉察出他是个饱经风霜的人。他两眼不大，但目光颇为锋利。他感情不那么外露，多年的教练生涯已使他完全知道该怎样克制自己的感情。他没有像别人那样低垂着头，只是颇为遗憾地为这个结局摇了摇头，脸上露出一副悻悻的神情。此人就是当时存中国足坛上名气不大也不小的人物曾雪麟。

　　跃跃欲试

　　按说，这时正担任北京足球队主教练的曾雪麟是没有资格从万里以外飞来观战的。有幸的是，他的侄子曾宪梓财大气粗，不惜为他包下了机票和食宿。于是，曾雪麟用几倍于他全年的工资一饱90分钟的眼福。此刻，他还顾不得仔细去揣摩眼前发生的一切，出于职业的思考和感情上的原因，他首先牵挂的是他的老友，中国足球队主教练苏永舜。

　　苏永舜是个有抱负、有才能的教练，经过一年多的苦心经营。终于在世界杯外围赛中一步步走向西班牙，一只脚已经跨进了马德里。没想到，最后90分钟的争夺，希望化为了泡影！

　　曾雪麟百感交集地一步步走出看台，他既为中国队的失败而痛心，又为老友苏永舜惋惜。他想，中国队的技术并不差，败就败在无法对付凶狠的紧逼，如果有朝一日能指挥中国队，他一定要狠抓两破两防：破紧逼防冲击，破密集防反击，让后卫、守门员最快地和前锋接头，让前卫快速通过中场，然后边中结合敲开龙门。想到这里，曾雪麟脸上泛起一阵激动的红晕。他偷偷地扫视了周围一眼，便加快了脚步，并为自己突然有这种奢望而感到有些不好意思……

　　苏永舞出走之后，主教练人选迟迟定不下来。足球处决定集思广益，通过投票摸底的方式选择主教练。刚率北京队获全国冠军的曾雪麟排名并不靠前，这是由于他多年在地方队而不是存国家体委训练局，人们在观念上常常是更侧重于人才济济的中央大本营，就如同篮球教练当然要从钱澄海、杨伯镛，排球教练当然要从袁伟民、邓若曾等人中去选。而足球这次摸底，位居前列也是一直在训练局的年维泗等人。但年维泗从上世纪60年代中期到80年代初一直在主教练位子上，他谢绝了重出江湖的邀请。

　　主教练人选迟迟定不下来，国家队也无从组建，球迷们根本看不到希望，不满的信件像雪片似地飞向北京龙潭湖畔的那座1950年代拔地而起的浅黄色大楼。国家体委主任李梦华坐不住了。他对足球处的负责人说：“这么长时间连个主教练都选不出来，不能总这么拖。”话说得虽然温和，但已有批评之意。在国家机关里，顶头上司的批评甚至暗示都会引起足够重视。

　　曾雪麟向有关人士表达了自己的意愿。他知道，人的一生中机会只有那么几次，错过了便永不再来。有天早上，曾雪麟在宿舍楼下见到年维泗，他像往常一样打了个招呼，又停下来。但这一次，他的心不住地跳起来，因为他要把话讲得更明了些。“老年，我听说苏永舜不干了，能不能让我试一试？”曾雪麟对年维泗说。年维泗对这个突如其来的问题不知怎样答复，扫他的兴吧？那不好，况且他认为曾雪麟带队水平的确不俗。答应他吧？自己一个人说了并不算，就这样“封官许愿”也不太合适。年维泗对曾雪麟说：“老曾，苏永舜虽然不干了，但没有通过足球协会的批准。换一个教练，或用一个新教练，都要经过协会商定。”年维泗心中却打好了底稿：曾雪麟有这个勇气是非常可贵的，如果投票选举，我就要投老曾。

　　几天以后，足坛决策机构派人找到了曾雪麟，试探地问道：“老曾，你对国家队主教练人选有何想法？如果让你当，你有没有信心？”曾雪麟眯着眼睛，打量了—下对方，已完全捕捉到对方的来意，便直言不讳地说：“我觉得中国队是亚洲强队，如果训练有方，情况是会改变的。”

　　“那你有信心冲出亚洲吗？”

　　曾雪麟脸上的皱纹立刻舒展，他挥了—下手臂说：“如果你能给我一个实践的机会，我想试一试。”

　　于是，体委副主任徐寅生拍板，决定由曾雪麟任中国国家足球队主教练，并由两个年轻教练徐根宝和戚务生当助手。1983年春，曾雪麟走马上任了。

　　

　　为梦奋斗

　　1985年2月，第13届世界杯外围赛中国队与香港、澳门和文莱分为一组，正在昆明海埂训练的队员们兴高彩烈，甚至有人指着一望无际的滇池夸下海口：“这次出不了线就跳海。”可是曾雪麟仍不敢有一丝一毫的怠慢。在短短一个多月的集训中，他争分夺秒，昼夜不闲，劳其筋骨，苦其心志，处处走在队员们的前头。一天，他带领队员们乘车去昆明市内比赛，返回时，离海埂还有10多里路远，他突然命令司机停车，转身对队员们说：“全体下车，跑回海埂！”精疲力竭的队员们一听愣了，以为教练是在跟他们开玩笑。可曾雪麟二话没说，跳下车就跑。队员们当然不高兴，但不高兴也得跟在教练后面跑，并渐渐地把这位可算做他们父辈的人远远甩在后面。

　　还有一天，他正在做战术分析，有人叫他去接长途电话。那时整个训练基地只有大厅一部电话可以接长途，他头也不抬地应了一声，又继续思考起来。过了好几分钟，来人再次催促时，他才猛然醒悟，忙起身下楼接电话。耳机里传来妻子的声音，他顿时一阵慌乱。“你出去这么长时间，怎么连封信也没有？”曾雪麟解释：“我实在没有时间。你知道，这次世界杯外围赛我们必须出线…‘哼，我真不知道你是死还是活呢！”妻子的责备充满着爱和关切。

　　曾雪麟伺尝不理解妻子的心呢！球队在北京的驻地离家咫尺之遥，他也难得抽身回去一趟。妻子除了承担工作与家务两副重担外，还要整天为他提心吊胆。他深感欠妻子的债太多，也许这一辈子也还不清了。还有他在北京部队队踢球的儿子丹戈，是多么需要他这个当教练的爸爸的点拨啊，可他根本无暇顾及。他对儿子球技的了解，远远不如对队员的了解。曾雪麟曾想过，这次世界杯外围赛能冲出亚洲，尝上一次进军墨西哥的滋味，他要见好就收，再也不让妻子为他揪心了。

　　世界杯足球外围赛按规定的日程进行着。曾雪麟密切地注视着香港队同澳门队和文莱队的战绩，他实在担心战局被逼到非胜香港不可的地步。曾雪麟向有关部门提出去香港观摩，却被告知：香港队不喜欢别人观摩。“据我们所知，香港队不喜欢外队教练观摩，我们硬去恐怕不好吧。”

　　曾雪麟被这一回答弄得瞠目结舌。他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稍微懂足球的人都知道，了解对手的实力是一名主教练必须做的工作。不要说中国队对香港队，即使是轰动全球的世界杯决赛前，各国教练也穿梭往来，相互摸底，谁也没有权力阻止对方，谁也不愿意错过捕捉信息的机会。香港队不愿意只是一方意愿，中国队没有必要唯命是从啊！

　　曾雪麟是个很少发怒的人，他的下巴在抖动，嘴唇颤动，那有些浮肿的眼皮下，一双眼睛仿佛在喷射着求助的光。他在想，如果小组出线对日本和南朝鲜，会不会以同样的理由不被批准呢？而就在曾雪麟申请观摩港澳之战告吹之后，香港队教练郭家明却登上了飞赴北京的班机。5月12日晚，澳门队与中国队角逐前，郭家明奇迹般地出现在北京工人体育场的看台上。

　　这场角逐，中国队八面威风，进攻如同山洪倾泻，压得澳门队喘不过气来。防守如同铁壁铜墙，固若金汤。澳门队进攻无力，防守无方，90分钟的比赛，竟一连被中国队破门6次。至此，中国队净胜球22个，超出香港队6个。正当中国队兴高彩烈的时候，他们的阵容实力和战术打法却被郭家明悄悄探去，在他的小本子上记下：中国队启用新人王惠良，将“推土机”左树声调到左边，让“杀手锏”杨朝晖在中路埋伏，但魏克兴和黄德兴未露面，尚不了解……

　　地震之后

　　接下来，就到了中国足球历史上重要的一天：1985年5月19日。曾雪麟在赛前得到有关部门指示，一定要赢，不赢两个不算胜利。比赛中。中国球员竭尽全力，个个像敢死队员，占尽优势的比赛却以1比2失利。球场外发生了震惊中外的暴力行为，全队在警车保护下狼狈回到驻地。

　　当曾雪麟跨进房门，一屁股瘫坐在床上时，他觉得—下子变得那么孤寂，胸腔内涌动着无处诉说的懊悔，极端的悲伤撕扯着他近乎麻木的感情，脸颊也像在悲苦中变了形。“曾雪麟，下台！曾雪麟，下台！”有节奏的呼叫打破了楼内的寂静，曾雪麟意识到，在中国的大地上，有千百万人在埋怨他、责怪他，自己无疑成了事业上的罪人。虽已近午夜，楼外有增无减的喊叫声仿佛恨不得把楼房掀倒，多么奥晦而又痛苦啊，他像一头斗败了被关在笼中的狮子，蜷曲在床上，没有一点力气。

　　门被推开，曾雪麟的老伴陈孝彰走了进来。她脸上强堆着笑，这苦笑中也饱含着无尽的话  语。妻子跟自己一起受罪，最终也让她强吞苦果，曾雪麟真想哭，但男子汉是不应该在女人面前落泪的。况且，此时他哪里还有眼泪啊？

　　“咣趟！”一块大石头从楼下飞到二楼足球队的窗户上，玻璃顿时粉碎。熙熙攘攘的人群仍不肯散去，崇文区公安分局的民警已奉命守候在楼外。但球迷们并不违法，他们一是呼喊曾雪麟下来，二是用合唱来抒发心中的悲伤。中国球迷没有自己的队歌，而唯一能沟通大家心灵的悲壮的歌，是他们平常并不大唱的《国际歌》。

　　“起来，饥寒交迫的奴隶，起来，全世界受苦的人，满腔的热血已经沸腾……”唱着唱着，他们呜咽了；唱着唱着，他们跪下了。有的人控制不住，不禁号啕。领队张俊秀从窗口看下去，眼泪也夺眶而出：“此情此景，是我30多年足球生涯所未见，让人心碎！”

　　5月20日清晨，蔚蓝色的天空没有一丝云彩，仿佛是多少人的眼泪把它洗净的。足球队驻地的二十几位小伙子无人能够进入梦乡。一位队员的朋友走进宿舍，他是中年人了，竟也放开喉咙，悲哀地号啕大恸。经过了一夜煎熬的队员。终于由饮泣变为痛哭了。多灾多难的中国足球啊，为什么伴随你的总是眼泪！

　　“咱们买机票回广州吧。”古广明和赵达裕在商量。赵达裕无力地点点头：“回去吧，还有什么意思呢？”“回咱天津这地界儿，那日子也不好受。”吕洪祥对猛将左树声说。左树声身上的虎实劲儿一点也没了，他说：“回去后球迷扇我两大嘴巴我都不会还手的。”

　　“回北京队我半年也缓不上劲儿来。”杨朝晖有气无力地说。李辉伤感地说：“下届世界杯赛我都快30岁了，不一定能轮得上我了。”

　　两天后，曾雪麟蓬头垢面的样子引起了队员们的关切，李辉、左树声和朱波走进了曾雪麟的屋子。“曾指导，去洗洗澡吧！”李辉说。曾雪麟苦笑着摇摇头：“不，不方便，拿毛巾擦擦身上就行了’以后再说。”左树声拉起曾雪麟，说：“走吧，我们几个给您当警卫。我们已经选了一条人少的路，有人要打我们，我们可以不还手。要打您，我们可不答应。”

　　曾雪麟跟这几个棒小伙子走出大楼，李辉的自行车带着他，左树声、朱波一左一右保镖。绕道把他带进体育馆的浴室。他把全身打上了肥皂，肥皂泡由白变灰，他把喷头的水放到最大的一档，任由水柱在他身上喷洒，他觉得从头到脚趾至五脏六腑都被冲刷得干干净净。

　　让曾雪麟感到蹊跷的是，足球处的几位同志相继找到他，有的直率地说：“曾指导，已经这样了，别干了。”也有的委婉地说：“没什么搞头，别干了。”而让他别干的同志中恰恰有当年与他谈话让他出任国足主帅的，莫非这一次又是转达足球处的意愿？可两天前李梦华主任和袁伟民副主任与他谈话并没有这个意思啊。是不是他们也因为压力……究竟怎么回事？是不是需要我知趣一点？

　　5月26日，一件同样是出乎人们意料的事。使曾雪麟做出了辞职的决定。

　　“5·19”之后的第一个星期天，沈阳正在进行辽宁、香港精工、朝鲜“四·二五”三队争夺俱乐部杯赛出线权的重要比赛。球赛又以辽宁队失败而告终，1万多名观众不但不退场，球场内外再次发生暴力行为。公安部门迅速果断地平息了这场骚乱。在抓获的101人中，看球的观众有20名，其余81名都是从家中赶到体育场附近或过路的。而被拘留逮捕的人中，30岁以下的青年占了96%。这是继“5·19”之后的又一次令人震惊的事件，它的影响虽不及“5·19”。但一些社会流氓趁机犯罪，某些情节却比“5·19”恶劣得多。

　　曾雪麟虽然对沈阳闹事的情况不十分了解，但从比赛的结局和群众的情绪中，他已体验到中国足球的现状绝不是通过他个人的努力所能改变的。而他做为一场著名“战役”的败军之帅，留在位子上只能增加国人更多的愤懑，成为不利于足球发展的因素，而且使上级感到为难。他，已经没有第二条路可以选择，只有主动辞职，把罪责全部揽到自己头上。于是，他瞒着队员，偷偷铺开纸笔，几乎一个字一个字地思索着落笔，底稿上被涂抹修改得处处都是痕迹。这显然是因为他的心绪不够平静。不过，最后的两句话却很顺畅，好像是不费周折地一气呵成的。这两句话是：“我愿以辞职赎罪，以辞职平民怨、息民气！”

　　写完最后一个字，他推开纸和笔，走到窗口，向窗外望去。天上薄薄的白云缓缓地飘着，楼下的龙潭路已不像前几天那样热闹，只有三三两两的行人若无其事地行走着。远处供训练用的草皮足球场，空荡荡的没有一个人。“5·19”以后筑起的高墙，使常来这里助兴的球迷深为扫兴。陪伴着寂寞球场的，只有低垂着柔嫩柳丝的排排翠柳。曾雪麟觉得内心涌出一股酸楚。别了，难忘的几百个日日夜夜。别了。中国足球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