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起草了17个文件”

　　回忆那段日子，马克坚说，当时确实是那样的，顾不上吃饭，也不知道睡觉。“一共21个文件，我起草了17个。”

　　他所说的17个文件是1993年棒槌岛足球工作会议上形成并修改的。

　　在棒槌岛会议之前，还有一个被王俊生称为“中国足球的‘遵义会议’”的红山口会议。正是那次会议，确定了中国足球必须改革的路线。

　　“当时的大背景是，中国国奥队在马来西亚9分钟输了韩国队3个球，又一次未能取得奥运会出线权。江泽民同志打电话给伍绍祖主任，表达了两个意思，一是球队要胜不骄，败不馁，二是足球必须搞上去。”

　　当时，国内的经济改革正进行得有声有色，体育界的改革也得跟上。于是，国家体委决定，以足球为突破口，大胆实践。

　　“以足球作为突破口一个重要原因是，足球队的成绩已经很差了，即使改革不成功，也影响不了什么。”马克坚猜测说。

　　改革就要牵动一些人的利益。“虽然足球当时成绩不好，但出访机会很多，接待机会也很多。要改成俱乐部制，就要动地方体委的利益。还有一点，人是人家体委培养的，你不能一改革，就变成俱乐部的了。人家心里也不服气。”

　　所以，改革的动议先遭到了地方体委多数人的反对。

　　当时参加红山口会议的有地方体委的领导，还有东部发达地区11个城市主管体育的副市长。级别很高。开到第三天，关于是否改革，还没有形成共识。

　　第三天傍晚，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李铁映在人民大会堂召集了参加会议的各地市长和体委领导。明确提出，足球要大胆地实践、借鉴国外先进经验，要改革，要先解决足球界的思想认识问题，

　　在王俊生的回忆录中，也写到李铁映当时的讲话。他的原话是：“中国足球界从思想观点到各项制度，要有大的改革，没有大动作就不会有大进步。解放思想，建立新的国际水平的足球体制，用十年或者更长一点时间，把我国的足球事业搞上去，这是足球界光荣的历史任务，没有后退的余地。”

　　“铁映同志的讲话之后，争论没有了。改革的调子就这样定了下来。一些具体问题，就只有边实践边解决了。”马克坚说。

　　马克坚起草的第一份文件是《中国足球俱乐部条例》。后来的《中国足球协会俱乐部章程》就是在这个《条例》的基础上修改而成。

　　当时起草这些文件的时候，没有什么文本可以参照，关于协会，在民法中尚没有相关条款。考虑到中国当时的实际情况，俱乐部的门槛也没有定得太高。

　　日本联赛初期，俱乐部结构非常严格，“但我们的现实情况达不到，只要符合基本条件就可以得到认可。关于球员的工资待遇，一开始想设定标准，有人提出，球员的工资可以达到每月两三千元。当时认为这个工资太高，怕俱乐部承受不了，所以就取消了工资标准。没想到，后来俱乐部给球员定的工资远远超过我们的预期，导致后来球员工资上涨太快。”马克坚回忆，“我也想过这事，反思过，但这也是市场经济的作用。物以稀为贵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