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约记者鲍良述评 谢亚龙不玩足球！这是我们在暂时麻木了对国字号沦陷的痛楚后，最遗憾的思考！所谓玩，指的是对中国足球的经营和整体运作，更是我们的生存方式，我们必须遗憾地指出，如果忽略中超联赛主赞助商这块遮羞布，在任的四年间，除了生硬地把中国足球包给盈方外，谢亚龙几乎没有对中国足球产业的整体运营动任何脑筋、做任何贡献！他从没能深入中国联赛的经营运作，帮这个系统赚一分钱！在过去四年中国经济整体飞速向好的背景下，他任由各俱乐部因为没钱生存动力不足而挣扎甚至退出，国字号队伍因为经费问题捉襟见肘！理由只是：深刻于谢亚龙心中的、被无限夸大了的奥运使命，让他没有耐心为圈内人的柴米油盐操心！于是，与在各线国字号的教练席上出现的频率相比，谢亚龙在中超赛场出现的次数真是少得可怜，以至于众多投资人中，只有朱骏跟他有过不快传闻，其他人根本很少有跟他过招的机会；与王俊生开创联赛、阎世铎升级联赛相比，他只有2005年初初上任就让联赛裸奔能给人深刻印象。在他任上，G7没有再出现，争名夺利都不屑，证明了这个时代的惨淡。

　　联赛还是不是一个国家足球的根本？对尼日利亚、喀麦隆、加纳、伊拉克这些经济落后或者秩序尚未稳定的国家来说，海外球员以及他们组成的国家队，将是其足球的脊梁；而对于成熟现代国家而言，尽量完善联赛成为了足球水平的根本。但在谢亚龙这里却不是这样。2007年6月，A3联赛在济南进行。谢亚龙在最后一个比赛日来到现场，由于事先预计东道主鲁能夺冠，高兴的山东球迷开始和谢亚龙打招呼。谢亚龙站起来，对他们挥手、抱拳，最后索性敬了一个军礼。不过，半小时后，受宠若惊的谢亚龙又陷入了“下课”巨浪，因为A3联赛冠军旁落上海申花囊中。次年，中国再次举办了东亚四强赛，而韩国和日本都派出了国家“二队”，并成功夺得了冠、亚军。中超联赛乃至中国足球的水平受日韩“低视”已是不争事实。

　　王俊生开创了职业联赛，阎世铎对联赛进行了(名义上的)升级，谢亚龙却在联赛上毫无作为，你很难在头脑中找到他和联赛和经营相关联的事件。严格说来，谢亚龙上任后第一年对于中超的经营就是“无为而治”———2005年中超“裸奔”。尽管后来足协官员解释说，这是“多数俱乐部”一致不同意以每年4000万的价格连续三年出售中超冠名权。但从头到尾，都没有一家俱乐部对此有过任何看法。虽然不见得明白裸奔对一个国家市场化的体育产业意味着什么，但伺候我们的掌门人开始注意联赛的招商了，近三年的联赛果然有了一块布遮体。

　　很难将中超联赛经营之难责怪于中超公司或联赛部门，谢亚龙入主足协后，他从来没有负责过联赛具体工作。在号称“全面负责”的同时，谢亚龙时常亲自抓各级国字号的比赛；(比如一开始的女足，后来土伦杯时期的国奥等，那段时间他的工作显著的特点是———什么队成绩好就跟什么队。圈内很快就明白，从上任初到最后，奥运成绩一直是谢亚龙最追求的功利目标，他的所有工作都在围绕这个展开，同时，他追求“当下的”成绩———就算不是奥运项目，能有暂时的成绩也能吸引他；而很难取得实质性效果的联赛经营，由于作为一号领导的他从不关心中超，引发了从上到下的“放任自流”。

　　当年，球员出身的王俊生和俱乐部老总们经常进行直接交流，阎世铎也不失时机提出了“健康联赛，快乐足球”的理念，即便在实践方面，中超联赛和他的口号有相当大差距，但起码足协掌门和俱乐部是有共同语言的。岁末年初，谢亚龙喜欢和俱乐部总经理们使用短信，不过涉及的是普通人的相互问候。几位俱乐部老总在明了他只追求奥运成绩的真相后，都不再寄望能和他就中超进行透彻的交谈。谢亚龙无限放大奥运任务，使得他和联赛投资者、管理人越发生分。联赛缺乏了最为有力的助推器，而他本人也丧失了了解真正足球的机会。

　　中超公司寸步难行，而代表着国家队利益的运作机构也毫无效率。在最近公布的三大计划中的福特宝公司改制，一直和国家队前途息息相关，这在谢亚龙任上也被严重耽误了。谢亚龙2005年春节后到任之后，下决心把“中国之队”项目转包出去后，当时负责中国之队项目的福特宝公司负责人曾多次直言，希望足协选择亚足联开发公司来承包这个项目。亚足联下属的各大赛事商务开发权利都集中在亚足联开发公司(后改名为世界体育集团，英文所写为“WSG”)手中。与国际足联关系极为密切的日本电通公司也有10%的股份，中东最大收费电视网老板、与哈曼私交甚密的卡马尔拥有20%的股份。

　　最早，足协也听取了福特宝公司建议，但就在双方准备签约前夜，盈方突然杀出，在亚足联开发公司报价的基础上提高了200万美元。为这200万美元，足协最终选择了盈方中国公司，彻底“得罪”了亚足联开发公司。中国队在2010年世界杯预赛20强赛出局，并不纯粹是实力使然。在“中国之队”战略合作伙伴的选择上的“迷失”，谢亚龙难辞其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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