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足球即将重回失败的起点

　　“后奥运时代”中国体坛什么最吸引百姓的眼球？“谢亚龙下课！”即便不是“最”也肯定是“之一”。而且，现在百姓最关心的恐怕也莫过于：谢亚龙究竟什么时候下课？中国男足在今年世界杯预选赛以及奥运会上的表现实在太令人失望，如果谢亚龙不“下课”，可谓天理难容；“下课”则是民心所向。但这也意味中国足球新一个轮回将再次重新开始。

　　“如果阎世铎是第二个王俊生，那么，谢亚龙就是第二个阎世铎！”

　　2005年2月17日上午，龙潭路伟图大厦(足协原办公地址)的二楼和三楼依然还是那样地平静，但所有工作人员在当天中午突然接到了通知：下午3时临时召开全体会议，任何人不得请假，甚至几位因伤病在家休养了10多天的人也被“请”回了办公室。谁也不知道究竟是什么大事居然如此“兴师动众”。

　　开会时，阎世铎最后一次以主人的身份，带着体育总局副局长王钧、总局分管足球的局长助理崔大林，总局人事司的蒋治学以及谢亚龙四人走进足协二楼会议室，大家才知道“主人”在没有任何征兆的情况下换了。那是谢亚龙第一次出现在中国足协办公室、与足协工作人员正式见面的日子，那位被当时的媒体和球迷“就差被踏上一万只脚”的阎世铎终于离开了足协。

　　当时，某门户网站对谢亚龙担任足球管理中心主任后，“中国足球的前景”进行了调查。主流观点是：谢亚龙接替阎世铎是足协受外界压力迫不得已匆忙更换人选，“令人失望”。而且，“中国足球大环境恶劣，一个人无法改变。”

　　现任上海申花队主教练吴金贵当时曾这么说：“责任不应该由一个人来扛，中国足球不是换一个负责人那么简单，还必须有许多问题需要思考。”时任国安俱乐部总经理的杨祖武也持类似观点：“中国足球之所以一直没走出来，主要还是受到旧体制的制约。新主任必须在新观念指导下进行改革，探索新路才有可能成功。”时任辽宁俱乐部老总的黄祖刚也表示：“中国足球这么多年的沉淀太深，可以说是积重难返，这不是凭借某个人的力量可以改变的。”

　　三年半后的今天，“空降”一位新的足管中心主任、新足协副主席可能性非常大，而谢亚龙也终归是要走了。但是，换一个掌门人，中国足球又能如何？“如果阎世铎是第二个王俊生，那么，谢亚龙就是第二个阎世铎！”“反黑斗士”陈培德在得知谢亚龙接替阎世铎的消息后曾说过：“也许你会觉得，一个新人刚刚到新岗位，如此泼冷水有点不太合适。不是我打击谢亚龙，而是因为在这样一个环境下，任何人都会成为中国足球的牺牲品，换了哪一位领导都一样。中国足球环境不改变，谁上了都没用。”

　　谁又能保证，接替谢亚龙的“空降者”不是一个新的“牺牲品”，不会成为“第二个谢亚龙”？

　　“旧班子以前做出的决定至此为止，后续工作由新班子负责。”

　　或许，已经没有人记得阎世铎在离开中国足协时说过什么了，但我却印象深刻：“旧班子以前做出的决定到此为止，后续工作由新班子负责。”中国足球从来就是“轮回”，多则10年、20年，少则4年、2年(以每隔两年的奥运会、世界杯为一个周期)。阎世铎离开足协时这句话，折射出的何尝不是一种“轮回”？

　　布拉特在出席北京奥运期间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谈到了中国足球除了需要从青少年抓起外，还老生常谈地指出了中国足球缺少“长期规划”的问题。但如同中国社会一样，任何一个行政长官到一个新的单位、部门任职，首先要做的就是推行自己的新政，而缺少一种科学的“扬弃”态度。中国足球作为中国社会的一个缩影、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一种代表与体现，又怎么可能例外？

　　于是，阎世铎上任后，首先就是要把十年的“甲A”变成“中超”，宁愿毁掉这个品牌的价值也在所不惜。尽管地球人都知道“甲A到中超＝换汤不换药”。联赛“南北分区赛制”早在阎世铎后期就已经被搬上了桌面，但至谢亚龙时代又死灰复燃。站在政绩角度，阎世铎未能完成的，一旦在谢亚龙时代完成，那就是一个了不起的“政绩”。至于中国足球本身因此会受到多大的损害，则并不是行政领导们所需要考虑的。“一朝天子一朝臣”的情况也没有改变，同样采取轮岗，起用了一批未被前任重用的干部。只可惜，这些获得“重用”的中层干部关键时刻没一个人给谢亚龙“争气”。

　　当我们在感慨中国足协缺少“长远计划”时，我们似乎忽略了一个最本质的东西：如同中国社会的各部门、各单位，任何一个领导人上任之后，首先需要的是政绩，而且短期之内必须立竿见影。足协领导人四年一届的任期只能加剧中国足球的短期行为。可足球运动本身是一项长期性工作，一个足球运动员的成材短则八年、长则十年。像青少年培养是一项长期的工作，属于“前人栽树、后人乘凉”性质，这与短期内要出成绩、见效益是格格不入的。“我死后哪管它洪水滔天？”这种思想主宰中国足球也就再正常不过。所以，无论阎世铎还是谢亚龙都曾高喊过要“重视青少年”，可足协注册的青少年球员人数还是以自由落体般的速度逐年锐减也就丝毫不会令人奇怪。

　　韩国、日本足协主席在任期间，中国足协负责人更换了3任。

　　当我们在羡慕韩国足球始终是世界杯的常客,而中国足球离亚洲十强赛也越来越远时，当我们在感慨职业联赛几乎与中国同时起步的日本足球将中国足球远远甩在身后时，我们是否注意到了这样一个现象：郑梦准在韩国足协主席这个位置上坐了多少年？他从1993年1月份接替突然辞职的大宇集团董事长金宇中至今，稳坐主席之位。而被称为“日本职业足球之父”的川渊三郎在1992年成为日本职业联盟主席，一手策划和启动了日本的职业联赛，在2002世界杯赛后成为日本足协主席，直至今年7月份才因为年过七旬而正式移交权力。

　　郑梦准至今已统领了韩国足球15年，而川渊三郎也干满了16年。这两人任职期间，恰恰是韩、日足球迅猛发展之时，亦是将中国足球远远甩到身后之时。这16年期间，中国足协已先后更换了三任足协领导，从王俊生、到阎世铎、再到谢亚龙，这是历史发展的一种巧合还是一种必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