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晓新：被误读的中国足球 混乱时期的“双头怪”

　　清晨7点，出完欧洲杯日报身心俱疲地回家。推开门，习惯早起的父亲正端坐桌前，一边啃着一块面包，一边在读早上送来的日报。见我进门，一改往日慈祥，满脸忧虑地吐出三个字：怎么了？

　　这三个字，对于一路上还在痛苦地回想着头天晚上中国队输球的我来说，足够振聋发聩。当年力排众议，坚持让我在高考前仍然参加市足球赛的父亲，如今早已把他对这项运动的喜爱，融入到对他儿子职业的关注当中来。年逾古稀的他，除了真心想再看到中国足球打进世界杯，更重要的是，他很清楚，痛骂与批判，绝不是像他儿子这样的从业者，所愿意选择的工作方式。

　　怎么了？父亲用不可能再简单的语言，把这个让我们无数人百转千回，却始终难以自拔的问题，再一次摆到了我的面前。这是我们的功课，并且是唯一的功课。

　　计划经济时期的市场弃儿

　　我的一位叔叔辈的老工人，用他一辈子的经历证明了一个道理，在中国，千万不要去幻想体制外的特殊待遇。

　　我丝毫不想去批判体制，恰恰相反，在我明白了体制对于中国一切事物的巨大决定力后，才开始对中国足球变得不那么愤怒。这位叔叔育有三子，巨大的生活压力，迫使他早年便开始频繁南下广州，凭着几个朋友的关系捣腾起电子表、计算器之类的小玩意，但在当年，他的这种致富行为在法律上有明文规定，可以称之为“投机倒把罪”。结果三个月后，他被单位除名，据说还是单位领导念其家庭原因，帮他网开一面。此后他如何养家糊口我并不清楚，但后来听说，在彻底放开市场的中国，明确从法律上取消了“投机倒把罪”后，这位叔叔经过一再求证政策的可靠性，又重操旧业，南下广州倒腾起了服装，如今老来却有了数百万身家。

　　事实上，在中国演绎着无数这样的传奇，温州的机电大王郑元忠，当年便曾因“投机倒把罪”被关进去100多天，但现在却被评为改革开放十大风云人物。只不过，却很少有人用这样的道理来解释中国足球的不堪。我想说的是，这其实才是中国足球十数年来所谓职业化的“原问题”。在这个过程当中，自然没有人给中国足球定一个“投机倒把罪”，但它却注定是一个被拎到整个中国体育计划体制模式之外的“怪胎”，或是异端。

　　中国体育传媒多年来一直试图抨击这种远远落后于经济发展状况的体育模式，殊不知，在中国体育以政治功能挂帅的年代里，计划体制必然有其存在的理由，并且富于政策依据性。饱受折磨的只是中国足球，因为中国体育必将向真正的市场体制过渡，所以足球先于举国体制而成为一块试验田。但这却是一块缺乏政策护航、由其自生自灭的试验田。更重要的是，它“试验”的时间越长，明白的道理越多，受到大环境的制约就会越强。不久前在广州偶遇中国足协副主席南勇，便听他说了这样一句最无奈的真心话：“难道我们搞了这么多年，就真的一点都不懂得足球规律？就算退一万步讲，摆着那么多先进经验在面前，我们不傻，难道就一点都学不来？可是，是不是所有符合规律的想法就可以得到实现呢？”

　　“越来越明白”的南勇，早已不复当年初到足协时的意气风发，即使是亲自参与了2001年世界杯出线的他，也不得不承认，那与其说是多年冲击的回报，还不如说是彻底掉入谷底前的回光返照。那之后，从2004年11·17到2008年6·7，整整3年零7个月，是中国足球最黑暗也最荒唐的岁月，如果说过去我们还有无数只差一步到罗马的故事，现在，我们已经连续被拒于十强赛的门外。而恰恰是在职业化开始前的1993年施拉普纳时期，我们同样折戟于小组赛，职业化，怎么就越搞越回去了？

　　新浪体育独家稿件声明：该作品（文字、图片、图表及音视频）特供新浪使用，未经授权，任何媒体和个人不得全部或部分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