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年逢韩不胜三大祸根 固执保守领导混乱怎能胜?

　　本报记者 郭剑

　　国奥强援，边路提速，杜伊给国足带来的新变化显然没起作用。相反，强援不强，边路疲软的场面一直持续到比赛结束。中国足协专职副主席谢亚龙在国足以2∶3负于缺少顶级球员的“韩国二队”后脸色异常难看，他没有回答记者提出的任何问题便扬长而去。除夕之战客场打平伊拉克队让人们对国足产生的期待，再一次化成了泡影。

　　2007年，协调国家队和国奥队的关系成为中国足协日常的主要工作，但蹊跷之处在于中国足协领导层给出的政策始终在变化，国足国奥的阵容始终不能确定，就连杜伊和福拉多两位主教练都不能幸免。

　　足协领导还以为此番国足能够力克韩国队，从而证明自己决策的正确，没想到却又一次饮恨。这次失败也再次暴露了中国足球的三大祸根。

　　 祸根之一：不承认差距

　　“输了球还是说明我们和韩国队之间有差距。”一天前还认为中国队必胜的福拉多终于在事实面前低下了头，他说，“韩国队的第二个进球不是比赛的转折点，主要是我们的队员犯了错误。”

　　但福拉多的看法同队员们还不一样。周海滨和刘健都认为中国队这次获胜的机会很大，只是结果实在令人遗憾——实际上，同输球相比，不肯承认与韩国队之间的差距才是导致30年来与韩国队交手27次，中国队11平16负的根源所在。

　　“我们教练组没有给队员任何压力，我想队员们感到的所有压力都来自于外界。”福拉多说，“队员刚开始的时候都很紧张，所以中场休息时我让他们打得自信一些。”

　　但国足的自信没有持续多久，反超比分之后国足阵型回收，给韩国队留出了足够的进攻空间。

　　“韩国队的战术很清楚，包括边路的进攻和中路的渗透，大部分看上去都很有章法。”李章洙说，“而且韩国队在落后时还是坚持自己的打法，所以显得很成熟。”

　　李章洙不愿说中国足球的“坏话”，但中国队在比赛中的表现实在让人不敢恭维，就连两个漂亮的进球都难以掩盖国足技战术的粗糙。

　　“即便是世界上最好的国家队或最好的俱乐部队都会丢球，这是很正常的。所以，我不认为被中国队反超难以接受。”韩国队主帅许丁茂说，“至于这场球，我最满意的是上半场，不是因为进球，是因为我们完全控制了场上的局面。”

　　祸根之二：领导层混乱

　　杜伊和福拉多，谁是国足的真正指挥者？这个问题被提出，本身就显得很滑稽，但正是这个滑稽的问题在中国足球面前变得特别重要，这也再次印证了中国足协领导思维的混乱。

　　在谢亚龙决定让杜伊带着5名国奥队员赶到重庆支援国足之后，杜伊就开始在训练方面表现出权威的一面，而在训练场上杜伊和福拉多分别负责进攻和防守，但比赛之前杜伊突然低调，只看不说。有熟悉内情的工作人员介绍说，这是因为福拉多感到信任度降低，足协领导为了安抚福拉多才决定让他在比赛中全权行使主教练权力。

　　“杜伊是想把国奥队的一些东西移植到国家队，但他没时间来改变国足的习惯。”该工作人员介绍说，“就连用人杜伊也不能做主，他带来的队员基本上都没报名。”

　　出于对杜伊的赏识，中国足协领导将国奥队交给杜伊，希望杜伊带领国奥队在奥运会上创造佳绩，甚至还为此准备牺牲国家队的一部分利益。只是因为大多数足球工作者都反对足协只重国奥队不重国家队的做法，足协才做出了让步。

　　国足客场战平伊拉克队后，足协领导仿佛突然发现了这支队伍的宝贵之处，再次将工作重心挪向国足。这次东亚四强赛，谢亚龙更是早早地来到重庆为球队打气，而福拉多赛前“必胜韩国”的口号也让谢亚龙提前吃了定心丸——尽管比赛的结果和他预想的恰恰相反。

　　祸根之三：习惯性保守

　　“下半场一开始时，中国队表现很好，全面的进攻给我们制造了不少麻烦。”许丁茂说，“我们的队员那段时间有些紧张，直到通过任意球扳平比分。”

　　整场比赛中国队只打了将近20分钟的好球，那是在一球落后时的放手一搏，但在刘健进球后，全队又陷入全力防守力求保住胜果的被动当中。

　　“如果是我指挥的话，2∶1领先时我一定会让队员继续强攻，这是非常好的机会，主场作战、反超比分、士气正旺，但我不知道是教练的安排还是队员自己的习惯，这时候中场集体后撤，中前场脱节，太保守了。”李章洙说。

　　谈到中韩两队的差距，李章洙强调说，两支国家队最大的不同是韩国队拥有全力争胜的战斗欲望，“这是观念上的问题，足球理念不能太保守，踢足球还是要进攻的。中国队缺少这方面的理念。”

　　中国足球已经因为不思进取受尽了折磨，但比分领先时中前场队员仍然缺乏乘胜追击的勇气，后防队员也不能保持百分之百的精神高度集中，终于又给“逢韩不胜”添了新的内容。

　　“我们在观念方面有问题，下半场的配合不错，但没坚持下去，自己就放弃了。”原国家队教练金志扬说，“这是老毛病了，就是因为我们很多队员其实不懂足球，所以缺少韩国队的那种坚韧。”

　　本报重庆2月17日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