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三种不同角度观察杜伊 孤独的行者亦乐在其中

　　我希望把他们（队员）像儿子一样看待，我爱我的队员们，可惜由于语言问题我们无法沟通。———中国国奥队主帅杜伊科维奇

　　常常一个人独自面对偌大的球场沉思，这是杜伊留给摄影记者最多的素材。图/CFP

　　面对各种长枪短炮是杜伊在中国的“必修课”。田颖摄

　　在队员眼中，他是谁？

　　在旁人眼中，他是谁？

　　在自己眼中，他又是谁？

　　他会像个孩子一样因为自己的新发型受到表扬而沾沾自喜，他也会因为和前国奥主帅率领的球队打比赛而有些圆滑地恭维对方，空闲时间他喜欢把自己关在房间享受只看得懂的画面、听不懂声音的电视，除此之外，就是咖啡。但在训练场上，你却能听到他不时地用几个简单的英语单词大喊不止。

　　这就是杜伊，一个61岁的塞尔维亚老头儿，中国国奥队的主教练。

　　在跟队采访的几天中，杜伊给记者留下的最深印象就是孤独。这一点，从他的中国弟子身上也得到了印证。

　　□实习生 田颖 广州报道

　　印象 他是“GOOD”加“RIGHT”

　　适用地点：训练场新京报：杜伊是个怎样的人？

　　王寿挺（国奥队员）：我每次只要把动作做好了，他都跟我说，做得好，让我很有信心；我失误的时候，他会说，没事没事，继续努力，下次一定可以做好。

　　在未入选国奥队前，王寿挺对杜伊的印象和外界差不多，他就是个头发花白、戴眼镜、一副严师风范的老人。王寿挺以前也接触过欧洲教练，他认为他们“脾气都不好”，而杜伊，显然“挺难接触，挺严厉”。但是在来到广州后，王寿挺部分地修正了自己的看法，他开始用“特别善解人意”这样的字眼来形容杜伊。不过，他同时谨慎地认为，这可能跟自己是第一次入选杜家军有关，可能“他不想给我太大压力”。

　　冯潇霆印证了王寿挺的说法，他对记者说，起初他认为杜伊“神圣不可侵犯”，但是接触一多，发现对方很慈祥，“在训练场上，会不时地听到杜伊的大喊，但当你明白这些喊声都是由“GOOD”和“RIGHT”组成时，你就不会紧张。他还会在你做好了一个动作后，用力鼓掌，表示鼓励。”姜宁也许有点紧张，在一次争抢中，他冲到后点，眼见就要撞到杜伊，急忙“踩刹车”。如果撞上去了，可能有些不良后果，但杜伊笑着说：“我是后卫，你要抢在我的前面，你要射门。”姜宁伸伸舌头。有时，杜伊也会来点幽默，而这看起来本是米卢的专利。比如，在训练完，他会接受记者对他帽子的评价———“帽子戴着歪，看来挺可爱”，一笑了之后，他见到摄像机过来，马上正正经经地把帽子扶正，正正经经地说话，但后来，这些话里竟然掺杂了“你们喜欢我新发型吗”之类的轻松话题。

　　当大家说“喜欢”时，他满意地哈哈大笑。

　　又比如，有一次接受完采访，他突然问：“你们谁会讲英语？”一个电视台的同行举手。然后他问：“他（宿茂臻）翻译得准确吗？”这位同行回答：“非常准确。”他接着说：“嗯，那就好，别给我传绯闻。”这时，他果真是个开心果，莫非大家看错了？

　　评价 队员都说，和他没什么交流

　　适用地点：训练场下新京报：杜伊是个怎样的人？

　　万厚良（国奥队员）：我和他语言沟通起来没什么障碍，他开始还很惊奇我怎么会塞尔维亚语言，我告诉他我在那边呆过两年，以后我们就一直用塞尔维亚语说话、打招呼。不过没有聊过天，毕竟他是主教练，要与队员有一定距离的，要有威严。

　　会塞尔维亚语的万厚良尚且如此，不会的姜宁就更没机会聊天了。参加过欧洲拉练的姜宁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杜伊是个很有能力的教练，曾经把加纳带进过世界杯并进入16强，“经历过大世面”，但他们交流并不多，因为自己英语不是很好，所以见面仅限于打招呼。

　　王洪亮则说杜伊很让人信赖，自己也赞同他布置的战术，但基本上也没有什么私下交流。这样的评价像是传染过，几乎被问到的队员都说自己与杜伊没什么交流。

　　而杜伊曾在让新人作自我介绍后宣称：“我们是一个团队，是一个集体，我需要你们记住这一点。在球场上我是你们的教练，我们是球员与教练的关系；在球场下，我希望我们是朋友。”但现在看起来，他的这个“希望”并没有实现。

　　莫非是君子之交淡如水？

　　记者看到，在同一部电梯里，队员们互相开着玩笑，有时哈哈大笑，但杜伊独自一人，有些茫然地看着他们，或许是在猜测他们笑什么。即便是坐在同一张桌子上吃饭，杜伊也很少和队员交流，总是吃完后就先行离开。

　　一次，在电梯里见到记者后，杜伊却伸出手示意，你先请。然后又笑着问：“你住几楼？”十分绅士。

　　也许这里有语言与身份方面的原因。语言与身份，在非工作场合，像篱笆，隔开了倾诉与倾听。

　　观察 他是一个孤独的行者

　　适用地点：江湖新京报：经常看你一个人做事，喜欢孤独吗？

　　杜伊：没人喜欢孤独。可是我不得不孤独，在这里我没有朋友，也没人可以和我聊天，在我的家乡，情况完全不是这样。

　　对记者，杜伊还是敞开了话匣子。而这也不得不借用彼此的第二语言，英语。在对话之前，他似乎不放心，还对记者的英语水平进行了摸底。

　　不难想象，61岁的他在经历了耗时良久的中国训练和欧洲拉练后，是如何归心似箭地飞回塞尔维亚度假。但没过多久，他就乘坐着U571次航班，自莫斯科转机飞回北京，3天后，他又坐着飞机飞到广州，住到奥林匹克中心大酒店的701房间。

　　很显然他只是个旅客。

　　在来中国之前，他在加纳呆过，在加纳之前，是卢旺达，一个让人记起炮火的地方。

　　万厚良的塞语才华为杜伊所忽视，也许是因为后者已经习惯孤独。记者问他：“每次的拉练、每天的训练几乎都一样，不怕队员有厌烦情绪吗？”他这样打比方———“就像记英语单词一样，你只有每天不停地看它，读它，才能记住，才能用它造句子。训练也如此，我只有让他们每天熟悉这些动作和战术，一点点让他们接受，他们才能掌握并运用好这些，现在，他们已经掌握得很好了。”但这个世界只有母语是最熟悉的。在中国活跃着不少前南斯拉夫教练，老拉德的家与杜伊的家只有20分钟车程，但老拉德早就离开中国了。

　　也许工作是个排解孤独的好办法，他在广州的日程排得很紧密：早上和队员一同起床吃早饭，然后等10点训练，吃完午饭，下午睡觉；4点半训练，晚上7点吃饭，然后回来布置第二天的训练内容。

　　一切打理完后，就是看电视，“其他地方也不去，看电视的话我只能看画面，听不懂里面在说什么。”也许只能看看足球，曾经在明白过来没有亚冠转播后，老头郁闷极了。

　　还有什么？咖啡。记者提到：中国酒店房间不像欧洲，不会总有咖啡。杜伊马上说：“我自己带了，我去任何地方都带我喜欢的咖啡。”既然孤独，又为何离开家乡？记者这样问。

　　“这就是生活，没人可以改变，我们只能尽力去适应。”杜伊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