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官员和大款最多的北京，命运再次向平民绽放了灿烂的笑容。

　　一位彩民在北京某投注站买了三张彩票(微博)，结果中了110注头奖，合计能兑得人民币5.7亿元。这是一个惊人的记录——不仅奖金，还包括缴税。

　　但质疑随之而起。首先关于中奖者都有多个版本。后集中于是三十多岁的熟客还是四十多岁的陌生男子的对决。

　　鉴于公众过度关心，有人郑重建议这个获奖者上一亿的人身意外伤害保险以防不测。

　　不过，即使道德滑坡，俺还是坚信真正想绑架的人不多，只是对其好运气充满怀疑——毕竟，据统计，中国底层人为了彩票改变命运，不少人倾家荡产，400万甚至患上了心理疾病——和网瘾少年不同，他们是货真价实的成人。

　　毕竟，概率太低了。

　　双色球(微博)中头奖的概率约为1772万分之一。不过概率爱好者认为，要一次性买110注头奖的几率又要比这个小得多。有数学爱好者计算认为，这样的概率是几亿分之一，是5000万年一遇。

　　但因此将质疑的根源简单归为分母彩民的羡慕嫉妒恨未免有失偏颇。

　　中国博彩业是采取的国家坐庄的模式，按说以国家公信力为担保，公正性必然会超过西方社会商业博彩模式。

　　遗憾的是，如果没有健全的制度、完善的监督，事实上真未必。比如你相信两桶油的话吗？博彩业效益是让这两个垄断大佬羞愧的。据媒体披露，今年，中国的彩票销售额可能会迈过3000亿元的大关，利润要超过两桶油的总和，麻烦的是，这项社会公益事业从头到脚都充满着两桶油式的神秘。

　　首先，中奖者从来都不公开，管理者堂皇的借口是保障公民的隐私和安全。其实在经常被指责治安问题严重的西方国家如英美等地，彩票获奖者的信息都是绝对公开的。当然也有不公开的如我国香港地区等地，但公众质疑却很少。

　　怀疑似乎是从彩票原罪开始的——往往充满股票内幕交易式的黑暗。在缺乏足够公开透明的前提下，一些工作人员还是帮助自己或亲朋好友一夜暴富。尽管是极端个案，但完成了对中国彩票公信力一次致命的伤害。如青岛福彩中心原主任王增先曾经手握大权，被称为“福彩第一主任”，还创办了福彩养老集团、福彩艺术学院。结果，他被查出贪污、受贿，一审被判死缓。随后尽管亡羊补牢，在推进公开上进行了一些努力，但公众的怀疑却始终如影随形。

　　目前的问题主要集中在：为什么销售截止到彩票开奖有一段时间差？为什么还有的彩票开奖是录播不是直播？为什么卖了那么多年彩票，摇奖设备却连个国家标准都没有？等等。

　　和所有官办社会公益事业一样，彩票两巨头巨额彩票收入的分配也难以向公众彻底公开。

　　2006年4月，财政部下发了《关于调整彩票公益金分配政策的通知》，调整了彩票公益金的分配模式。在中央与地方之间，彩票公益金将按50：50的比例进行分配。其中中央集中的部分，在社会保障基金、专项公益金、民政部和国家体育总局之间，按60%、30%、5%和5%的比例分配。

　　每年8月，财政部的网站上都会公布上一个财年中央彩票公益金的使用情况。但由于缺乏真正有效的第三方机构依法代表公众进行监督，中央财政拨付的彩票公益金很难查到收支明细，且管理成本也相对高昂——在彩票收入分配中，还有15%是用来做发行费的，而有资格做这个买卖的都是有关部门的嫡系公司。仅从国家审计署这个行政监督也是唯一的监督主渠道发布的信息看，其中不少问题已相当触目惊心。比如中国红十字会下属单位曾经将财政部拨付的用于检测项目的彩票公益金63.31万元用来购置小轿车、旅行车，列支办公用房租金。

　　最耐人寻味的是，如此垄断的官办博彩业，比参与市场竞争的垄断央企享受的制度环境要宽松得多，后者至少还受到《反垄断法》名义上的制衡，而一部《中国彩票法》孕育了20多年，至今仍在酝酿。

　　因此，5.7亿巨奖掀起的质疑风暴，不仅是针对获奖者，而更针对其背后产生的土壤。